《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杨天石著，华文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38.00元
大陆学者里，杨天石是最早利用蒋介石日记做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人，并且拿出了很多有分量的
从1983年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为了查阅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仿抄本”与“手稿本”，杨天石辗转、奔走于南京、台北、美国，不辞辛劳，且乐此不疲。之所以对蒋介石的日记感兴趣，除了其中记载了相当多的近代中国政治上的机密以外，了解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也是杨天石看重它的原因之一。“历史学家最苦恼的是不知道历史人物想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家在公开场合的言和行，但看不到他们的内心。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心世界，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幸运”。
“幸运”的背后，是对学术研究的坚持和付出。为了搞清楚蒋介石日记里的几句话，杨天石常常不惜万里迢迢地去美国查阅相关的档案和资料，有时一个问题的解决甚至长达几十年之久。很快，他又要远赴台北，为第三集的专题写作进行资料的查证。“来日苦短，去日苦多”，这位两鬓花白的七旬老人，用八个字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简短的概括。
蒋的定位不准确，民国史的其他问题就说不清楚
读书报：民国史是您三十年来的主业，您在辛亥革命史、北伐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和国民党派系史等诸多领域均有所建树，这些年又对蒋介石进行集中研究，花了很大精力，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契机和心理动因？
杨天石：客观上是为了研究中华民国史。当年我调到近代史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写作《中华民国史》，最初参加的是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的写作，主角是孙中山。接下来写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时期的主角是蒋介石。这些书出版以后，我又接着主编《中国国民党史》，主角也是蒋。从个人来说，我认为蒋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核心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民国史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但最需要研究的是蒋，蒋研究不清楚，对他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民国史的其他问题都说不清楚。这是我几十年来始终抓住蒋不放的原因。
读书报：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被认为对外妥协、投降，甚至卖国。您怎样解读国民党的外交？
杨天石：国民党的外交史很长，这里只能谈抗战时期。要看两方面，一看蒋怎么对待帝国主义，一看蒋怎么对待弱小民族。搞清楚了这两点，才会对蒋和国民党的外交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蒋对日本和德国的态度，证明他是反对侵略，反对轴心国的，对印度、韩国、越南这些亚洲弱小民族，蒋希望他们独立。他的理想是抗战胜利，解放全亚洲被压迫民族，这是蒋思想中一个很可贵的方面。这些不是写在日记中的口号，他都是有具体行动的――蒋和宋美龄去印度访问，支持印度民族主义政党；罗斯福把越南给蒋，蒋不要；蒋几十年里一直支持韩国的独立，等等。
读书报：您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蒋介石曾帮助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推翻希特勒，这件事情令人很难置信。
杨天石：是的。几年前我在宋子文讨论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很多学者不相信，后来我写成文章发表，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蒋曾支持德国内部人士推翻希特勒，我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反对的人根本不看我的文章，只是认为蒋连一个日本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去帮德国反纳粹人士？
1990年我在胡佛档案馆看宋子文档案时，发现了很多齐?从欧洲打回来的电报，讲德国人要推翻希特勒。当时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2007年，我在蒋的日记里发现了三句话：“运动德国军队倒戈”；“派齐?赴瑞士”；“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这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看到的那些档案，为了进一步查清这些问题，我专门去了一趟台北，在齐?写给蒋的《机密报告》里，情况变得很清楚――不是蒋心血来潮要去管德国的事情，而是德国人找到齐?，希望他当联络员，请蒋出面和罗斯福谈判，一旦他们推翻希特勒，建立新的德国，希望对方平等相待，不要将他们看成新的殖民地。德国反纳粹人士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解决国际联系，提供国际保证。对此，蒋当然同意和支持。从最初看到档案到最后写成文章，这中间经过了20年。有的人以为看了一本日记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蒋的日记就三句话，为了读懂这三句话，我跑了好几趟太平洋两岸，不仅去美国，还去了台北，查看了很多相关的档案材料。
分析历史本相有助于国共关系的新发展
读书报：解读蒋介石日记，评价蒋氏其人的所作所为，在当前有哪些现实意义？
杨天石：第一，可以提高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以前的民国史研究和蒋介石研究，基本处在政治斗争的框架里，难免有偏颇和扭曲的地方。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政治斗争里表现得最清楚，但政治斗争也会遮盖、扭曲许多真相。我们有必要将这些由于政治斗争而涂上去的“油彩”剥离出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有助于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过去，国共双方互斥为“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达到政治互信呢？当年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引用鲁迅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个“恩仇”不是“一笑”就能泯掉的，需要历史学家根据历史本相进行分析、解读。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要“捐弃前嫌”，结束两党敌对状态。今年温总理特别提到两岸是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提倡以非常宽广的怀抱，高瞻远瞩地看待历史上的国共矛盾。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旧的历史观，和平关系永远难以建立起来。只有还原历史，讲清历史的真相，最后才能真正做到“一笑泯恩仇”。
读书报：历史上国共双方也曾经握手言和，有过两次合作，也有过两次分裂，多年对峙。您认为两党最主要的分歧在哪里？
杨天石：两党在改造中国，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领导权之争和两党的主义、纲领、思想和政策分歧。中共是革命派，在社会改造问题上采取激烈的、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形式；国民党是改良派，采取的是温和、渐进的改良做法，而其努力、绩效又奇差。如“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中共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用“打土豪”的斗争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很激烈，很彻底，国民党则主张，让农民得到土地的同时，地主也不吃亏，长期企图采取土地银行的办法，让无地少地的农民向土地银行借钱来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在大陆，多年无法施行。到了台湾以后，才用国营公司的股票向地主赎买。手段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得到土地。
土地问题之外，反帝问题也是如此。中共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甚至曾和苏共一样，要搞“世界革命”，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势力消灭掉。而国民党则企图长期通过谈判、协商等途径，废除列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前说蒋是投降主义，是卖国贼，这是政治批判语言，不是科学分析。
读书报：您之前曾表示看完蒋介石日记以后写一部《蒋介石传》，您会按计划写作吗？日记解读和传记的写作有哪些不同？
杨天石：现在日记看完了，资料条件可说基本具备。现在对我或学术界来说，蒋还有很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因此“解读”还要继续写下去，传记的写作应该是在这些完成以后才可能着手。“传”和“解读”不同，“传”里必须什么都要写（包括一些常识和一般性的历史过程），这种写法不可能深入地去探讨某些问题，将研究向前做很大的推进。这是传记本身的局限。而“解读”的优点在于有针对性，可以深入、集中地探讨某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去开拓一些未知的领域。
“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
读书报：目前市场上关于蒋介石的书很多，您对这些书有什么总体性的看法？
杨天石：很多都是低水平重复，有的甚至是胡乱编造，没有可靠依据。一些出版社逐利忘义，不顾社会责任，只看重书是否畅销，根本不考虑能不能在学术上有所推进。比如，某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蒋介石日记揭秘》，自称是60年来大陆第一本蒋介石日记的揭秘之作，实则是根据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的内容改造而成。更为荒谬的是，作者还根据年谱将蒋遗失的四年的日记全给“补齐”了。当年我曾就此写过两篇文章――《一本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欺世之作与欺世之辨》――予以批评。可是这样的书现在还在卖，并且卖得相当不错，已经印了好几万册了。蒋的传记，现在市场上卖得最火的，是美国布赖恩・克罗泽写的那本，可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了，这些年公布的新材料和研究的新成果根本没有体现。现在引进出版，能帮助人们开阔视野，但对推进学术发展意义并不很大。
这样的书出多了，把读者的口味都给吃坏了。
读书报：对于历史学这门学科，您的理解是什么？
杨天石：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是工具，其最高目的是求真、存真。将历史看成一门科学，历史学家就会忠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为重建历史真相而努力。做到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爱而不增其善，憎而不益其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读书报：您的《序言》写得非常精彩，其中提到的“内战时期的情绪”问题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杨天石：情绪和理性之间有矛盾。有了情绪，就可能妨碍理性分析。一些人对我的书和文章有抵触情绪，与“内战时期的情绪”有关。在他们看来，蒋就是“人民公敌”，是“匪”。现在，你说蒋不是这样的，他们当然就接受不了。如关于持久战，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份提出的，实际上早在1928年的时候，蒋百里就提出了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说法。我写论述文章的时候，持论很温和，认为国民党虽然提出在前，但中共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比国民党要高明、系统和全面，指出抗战初期周恩来和朱德给国民党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很多高明的意见。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国民党人提出在前”这一事实，对我大加攻击，甚至辱骂，这就过于情绪化，不是科学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了。
读书报：听说您今年内又要去台北查档案资料，是关于哪方面的专题呢？
杨天石：蒋卫（立煌）之间的关系。卫是国民党重要的高级将领。1947年蒋派任他为“东北剿匪总司令”，接替陈诚。我发现一条材料：1940年，卫的部下陈铁给蒋写了一封密告信，称1937年卫曾动员他一起参加中共。对此，蒋在日记里写了三个字“不可能”。但历史的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根据卫夫人的回忆，卫任“东北剿总”时，对她讲过，他不是帮蒋剿共，而是要让蒋垮台。很多材料证明，当时很多特务认为卫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蒋在两个重要关头依然将卫推出来：一次是远征军到缅甸打日本，卫任总司令，再就是任东北剿总。蒋后来到了台湾，列举了很多由于用人不当造成的失败，但就是没有提到卫。这很奇怪。蒋为什么对卫那么信任？另外，卫当“东北剿总”时期，暗中帮中共做了哪些事情？这是研究东北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外，蒋的日记一直记到1972年，从中我看到，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提出帮助蒋反攻大陆，愿意提供经费、武器及中国周边基地的援助，派了一个“记者”到台湾，和台湾方面的代表谈判。蒋最初很高兴，但蒋后来意识到苏联不是真心想帮国民党，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反毛的共产党；同时他提醒自己要记住吴三桂、洪承畴的前车之鉴。想到这两点，蒋最终没有同意，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实行。今年我计划去台北查两个月的资料，否则对这些问题无法做出有力的结论。
杨天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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