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天成”与“诗意地栖居”

8月9日―13日，被称为“世界美学风向标”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将在北京大学

■主持：吴子桐

■嘉宾：安乐哲（RogerT.Ames，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叶朗（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

唐乐舞俑

美学的多样性与共通性

吴子桐：本届世界美学大会的主题为“美学的多样性”。二位认为应如何理解这一主题？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不同美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否可以通约？

安乐哲：我认为，在最基本的层面，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的美学是相同的。最基本的事实是，美学不是一种文化概念，而是一种宇宙观的概念，美学表达的是一种整体论的思想，也就是说美学其实是把所有东西融入经验当中去，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提出的“审美秩序”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认为：当我们谈到经验时，我们的语言、思想、经历都会渗入经验之中。

我认为各种文化在审美体验上的相通性就植根于对审美经验的追求上。在我看来，理想的审美体验不是某一种的经验，不能把这种经验和理性的经验、宗教的经验分开，审美经验也可以是宗教经验，也可以是理性经验，这比较像西方的“宗教感”概念，宗教感与审美经验就非常接近。我认为，审美经验、理性经验和宗教经验都是我们每时每刻想要追求的经验的品质，或者说审美的感受，这不只是我们欣赏一个事物时才会获得。不应该将审美经验局限在雕塑、画作这样的艺术品上，审美经验应该是每个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可以追求并达到的审美体验。

叶朗：按照中国美学，审美活动是创造一个意象世界，这个意象世界照亮最本原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是有生命的世界，是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是充满了意味和情趣的世界。就这个最本原的“生活世界”的层面来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是相通的。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东方西方在审美经验方面有相通的地方。例如，宋玉称美如：“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古希腊诗称美人：“不太纤，不太?，得其中。”拜伦诗称美人：“发色增深一丝，容光减褪一忽，风韵便半失。”不是同样的审美眼光吗？顾恺之论画人物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说的“阿堵”是指眼睛，而苏格拉底论画人物像也说传神理、示品性全在双瞳，不也说明东方西方在审美经验上的相通吗？

吴子桐：本届世界美学大会在中国召开，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带给世界东方美学价值的一大盛事。请二位概括一下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安乐哲：我想中西美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美学就是要从平凡的每一刻中获得最大的惊奇。传统中国哲学关注于立足现世、改造现世，西方的传统则是要追寻超越现世的启示或者说神灵感应，就如同中国的宗教感是以人为中心，而西方的宗教感则是以上帝为中心。在中国语境中，美是尽可能地从我们已有的东西中追求的，而西方则是要到达上帝之国。比如，中国的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立足于我们普通生活的东西；西方有一位叫皮埃尔・哈道特的法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也认为哲学是一种追求美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讲的这种追求是出离于现世的、与普通生活不同的一种美。哈道特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即柏拉图讲过的斐多的故事，斐多追求的是纯粹的灵魂，即纯粹的、客观性的、超越性的东西。

叶朗：安教授讲的我也很赞同。比如中国儒家的孔子，他讲艺术也好、美育也好，都是跟现实生活、特别是跟人格的塑造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提倡“诗教”、“乐教”，用诗歌和音乐来教育学生，塑造好的人格，成为一个好的人、有用的人，成为仁人志士。所以中国的儒家都是讲如何提升人的精神，都是现实生活的，不是脱离现实去追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因此，中国美学与人生结合得比较紧，进一步地就与我们的民族精神结合得比较紧，中国美学参与了人格的塑造，参与了民族精神的塑造。冯友兰先生就提到过，他认为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中国哲学的内容很丰富，为什么冯先生单单提出人生境界这个理论并认为它最有价值呢？我觉得所谓人生境界的理论，就是一种塑造人格、塑造民族精神的理论，哲学和美学都是提升人的精神。冯先生说，从表面上看，世界是同样的世界，人生是同样的人生，但同样的世界和同样的人生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就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就叫境界。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不同的，同样的世界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美学就着眼于提升人的境界，引导人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

中国这种传统美学精神特别对今天是有意义的，我们的时代有一种要求就是要我们更重视精神生活。我曾经在文章中引过黑格尔的话，200年前，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开始他的哲学史演讲的时候，他对他那个时代轻视精神生活的社会风气感到非常感慨：“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我觉得说得非常好，黑格尔讲的是19世纪初期的事，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但是我觉得不论中外，这个问题重复出现，而且更严重了。这样发展下去，人就会成为马尔库塞讲的单面人，就是没有精神生活、没有情感生活的技术性的、功利性的动物。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声。中国当代美学应该回应这种呼唤，更多关注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这恰恰引导我们回到传统，中国传统美学特别关注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

吴子桐：正如叶教授所说，传承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成果与精神内核是当代中国美学重要的发展基础。叶教授就特别强调应“从朱光潜接着讲”。二位认为中国美学从传统文化中继承了哪些关键特质？

叶朗：中国美学重视精神的价值、重视心灵的作用。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先生就是这样，宗先生特别强调心灵，他说没有心灵的照射是没有美的，中国艺术是个“虚灵”世界，是一个永恒的“灵”的空间，是世界上最心灵化的艺术，同时又是自然本身，研究中国艺术，要特别重视中国的工艺器物和艺术品的虚灵化的、非物质的、同“道”相契合的一面。

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的话。哲学史家是“照着讲”，哲学家除了“照着讲”还要“接着讲”，因为还要发展。不光是美学，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应该“接着讲”，不应该抛弃古代思想家和前辈学者的学术积累。我们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文学科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老一辈的学者都抛到一边去了，认为他们是唯心论、是旧的，这对我们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我强调应该“接着讲”。

安乐哲：文化是一种活的东西。比如在西方，“儒学”被翻译成“Confucianism”，就是孔子的学说。当听到这个词时，西方人就会觉得这和基督教（Christianity，耶稣基督的学说）、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柏拉图的学说）是一样的，是以某一个人来定义的学说，但在中国语境下，“儒学”并不是指某一个人的学说，它是一种传承的学说，从过去的人的智慧中传承到现在，并被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这种整体的传承过程就具有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和西方那种单一的提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唐君毅先生有一个很好的提法叫“一多不分”，没有“一”，也没有“多”，表达了学术中的连续性，我们的学问既可以从过去继承，又可以向未来发展，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过程。

美学――观照人生与世界

吴子桐：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预言：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因为人类解决了器物层面的问题后必将转向精神世界的构筑。二位刚才也讲了，与西方当代美学相比，中国传统美学恰恰注重人的精神生活，那么二位如何评价梁先生的观点？

叶朗：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像刚才讲的，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从世界范围来讲，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更大，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失衡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极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显出它的重要意义。现在有些人研究中国文化，比较注重物的层面，而忽视了精神层面，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问题。朱良志教授对我说，他看了一些海外汉学家对中国艺术的研究成果，他觉得有的汉学家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往往将中国艺术作为物的东西来研究，考证得很细。这个当然也是有用的，但问题就是他们忽略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精神层面，像宗白华先生讲的“虚灵”的空间就被抽掉了，这个可能有问题，因为中国古代艺术品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的东西，你把它抽掉就没有意思了，就纯粹是一个物的东西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假山，因为它有精神的东西，如果完全从物的层面来看，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假山。

安乐哲：什么是道德？这个问题在儒家是非常清楚的，道德在儒家看来就是巩固和扩展关系，减少关系就是非道德的。道德与包容有关系，最广大的包容就是最道德的，而包容性来自意义的丰富，最丰富的意义构成最广大的包容性，这样也是有道德的表现，丰富的意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审美中来的。如果与西方伦理学作一个对比，西方多多少少是从已经存在的原则导出道德，原则是先在的，人的行为是在后的，而原则从哪里来？来自上帝，上帝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而中国传统则认为是先有适当的行为，然后从中抽象出行为的指导原则。

吴子桐：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二位认为，美育与宗教有何区别？应如何将美学应用于现实生活？

安乐哲：宗教有两种，一是制度化的宗教，一是宗教感。制度化的宗教强迫人接受一种信念、一个神、一种价值观，它取消人的自我。宗教感恰恰是实现人的自我，让自我变得更加充实，就像中国哲学讲的“大我”――提升价值感，与宇宙合一。这样的一种宗教感可以有很多方式实现，我认为审美也是可以获得宗教感的方式，这种方式和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概念是相像的。

说到美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哲学家詹姆斯・卡尔斯（JamesCarse）提出过一种理论来区分“有限性游戏”和“无限性游戏”，有限性的游戏有点像西方概念中的国际关系，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我们设定时间和游戏规则，游戏结束时有赢家和输家。但在儒家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关系所成就的，就像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种连续的、无限的游戏，会不停地继续下去，没有输赢，在这种关系中才可以解决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在儒家看来，目标应该是加强关系，而不是赢输。

叶朗：爱因斯坦也讲过这种宗教感，美感在这个意义上与宗教感是有共同的地方。杨振宁也说过，从爱因斯坦以来的大科学家，他们面对科学上那些最好的方程式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神圣感、宇宙感。这与宗教信徒在教堂中得到的灵魂上升的宗教感是相通的。

吴子桐：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东西方美学对“境界”问题有何认识？

安乐哲：我认为境界应该是不断升华的、很有包容性的东西，它是开放的概念，比如人与艺术品的关系，境界不仅是对于我的一种表达，也是对于艺术品的一种表达，是一种圆满性的体现。举个例子，建筑与房子的区别是什么呢？建筑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精神性的东西，人的参与、与人的关系才使它被称为建筑。建筑也可能会失去精神性，如果我们去莫斯科看那些著名的建筑物，它们可能代表一种已经逝去的意识形态，在属于它的时代，它是人们观念的表达，但那个时代过去后，人们会不明白这些建筑物的意义。建筑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表达。

叶朗：“境界”这个概念，我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一种就是安教授刚才讲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审美世界中的“意象”的概念。建筑不能离开欣赏者，审美活动具有意义性，审美者的存在照亮了这种意义。就像王阳明讲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你来看这花时，这花才有意义，你没来看时这花当然也还存在，但是它没有什么意义，你看的时候才照亮了它，才有了意义。

对“境界”这个概念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生境界”。在我们看来，审美活动可以多方面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最后归结起来，就是拓宽我们的胸襟，涵养我们的气象，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我最近出的《美在意象》的最后一章就专门讲人生境界。

作为整体的美学：科学与艺术

吴子桐：中国传统美学的“美”是广义的，它尤其与哲学、历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学科存在着广泛的交叉和互动，二位如何看待跨学科研究对美学发展的作用？世界美学界在这方面有何探索？

安乐哲：说到跨学科的问题，我之前在一个沙龙中见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我们谈到剑桥的传统，在午餐时剑桥会通过一些规则鼓励不同学科的人――比如学艺术、学科学、学哲学的人――坐在一起。这样一种跨学科的交流是激发灵感的方式，因为“美”不是自在的，在与不同学科的人的交流中，人可以得到更多灵感。比如当谈到天文学和美学，还有什么比凝望银河更美的呢？艺术的美、科学的美和哲学的美的交融就构成了对灵感的启发。

通常我们认为智慧或智识和科学的关系更密切一些，但是杜威说，艺术家其实比科学家更有智慧，因为科学家总是解决一个一个独立的问题，而艺术家在作一幅绘画作品时，他要把很多东西结合起来，要使这个画作成为一个整体。饶毅就说，如果每个科学家都能像艺术家这样把科学作为整体来看，可能科学的发展会更好一些。这与美学也有关系，一个真正的经验必然包含审美经验在里面。

叶朗：多学科的交叉对美学肯定是十分重要的。我就常和学生讲，学美学的人知识面要宽，美学和哲学、艺术、心理学、脑神经科学、人类学、文化史都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哲学的理论思维，二是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和直接的艺术鉴赏经验。宗白华讲，学美学要看、要听，直接的经验会在作理论判断的时候纠正你，这样会比较准确，没有直接艺术经验的人，有时讲出来的话会出问题，像完全不看戏的人讨论戏剧的问题肯定会出问题。

说到人才培养的问题，大科学家钱学森去世以前，他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培养一流人才、创建一流大学。他根据历史经验和他本人的经验，只讲了一条，就是科学和艺术结合。他说培养创造性的人才，艺术和审美活动非常重要，它能激发想象力，激发综合的、大跨度的思维，科学必须有大跨度思维，具体的科学有时将人局限起来，而艺术能够让人把思维放宽。这对科学的创造发明极其重要，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中，美育很重要。钱学森九十多岁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就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别的问题都不考虑了，就考虑大问题，就是怎么培养创造性人才，就是艺术和科学相结合。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一生经验的总结就是这么一条，他没有谈我国的科学事业、火箭事业应该如何发展，可见他对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问题的重视。可是他去世后很多纪念文章，好像没有人提到这一条，这么重要的思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非常可惜。

吴子桐：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也体现在美学领域，从王国维、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都是以中西贯通作为学术创造活动的重心。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美学领域的中西交通对中国与世界美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今后这一交流将如何发展？

叶朗：可以说，中国美学从近代以来就走上东西融合的道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来解释中国的诗词。到了五四以后，朱光潜、宗白华两位先生进一步继续这个道路，他们都花了大量的精力译介西方的美学，像朱光潜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宗白华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卷。他们一方面介绍西方，一方面又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东西，像朱光潜写了一本《诗论》，就是用西方美学理论解释中国诗歌，朱先生自己认为这本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宗白华先生在五四时期就说：“将来世界的文化一定是综合两种东西文化的优点而加之新创造的。”从梁启超、王国维到朱光潜、宗白华的这种中西融合的路径是一条正确的路径，所以我提出要“从朱光潜接着讲”。中西融合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着做。

安乐哲：表面看来，用西方理论将中国的东西理论化，好像东西方是不对称的。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研究的是中国的诗词，他把他最喜欢的一些诗翻译成英文，另一个汉学家批评他说：你最后有什么贡献？谁管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宇文所安回应说：你们这样的研究者，不管是比较文学还是社会学，你们研究一首诗只是要从中抽象出理论，要将它理论化，而最终并没有欣赏这首诗；而我这样的人，我最终是要欣赏这个艺术品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贡献就是一种全面的了解，不应该为了追求理论，最终忘了那个艺术品是什么。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运用理论是为了追求全面的欣赏。

叶朗：的确如此，不要为了理论抛掉艺术本身，中国人更讲究眼前的艺术品这个审美活动的对象，理论当然也要，但理论是为了说明和欣赏艺术。我们吸收西方的东西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自己的传统。现在中西融合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过去我们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等都是从西方来的，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展到这一步，就是可以把中国传统美学吸收到我们现代美学的核心体系中来，使美学的核心概念带有中国色彩，这是我们发展到这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认为这次世界美学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方面国外的学者能更清晰、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的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可以更多了解西方美学，了解西方美学研究最新的成果。我想这届世界美学大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进一步推进东西美学相融合的进程。

叶朗与安乐哲

雀梅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