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写《后知后觉》的初衷，任彦申表示：“有些事干的时候不明白，事后明白了；有些事自己身在其中不明白，跳出‘庐山’之后，无欲无求，才明白；再一个，在位的时候不好说，不便说，不在位，有些话就好说了。在职的时候不好说，说了会得罪人，退休后不说真话，对不起良心。”做人和做官，说真话和说假话，报忧和报喜，对上和对下，“痛有所感，就应该说出来”。同时，任彦申有自己的原则。曾经有人建议将书背后的故事写出来，但是，任先生表示，“到此为止”。
组织工作，千头万绪，而任彦申认为，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知人善任。“如果忙于做事，疏于管人，那是失职。如果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分不清人才还是庸才，好人还是坏人，那是最大的昏聩无能。”
任彦申表示，在讨论干部任用时常常发生这种情形，越是处于要害部门、知名度越高、大家越了解的干部，争议越多，越不易通过；越是处于偏僻部门、知名度不高、大家不熟悉的人，越容易通过，“这显然与知人善任的原则是相背离的”。他同时提出，一般来说，一个干部实绩好也会有好公论、好口碑，但实绩和公论并不能直接划等号。那些勇于改革创新、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在选举中总会丢一些票。在谈论大学精神时，任彦申也提出，“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是核心问题”，“越是专才，越是偏才；越是天才，越是怪才；越是经天纬地之才，越是凡眼不识、世俗难容之才”。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金融中心主任张海鱼透露，早在北大时期，任彦申就以敢于保护人才和提拔人才而著称。
至于现在的跑官要官、买官要官之流弊，任彦申认为，这与我国当前干部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少数人划圈圈，甚至个别人说了算的弊端有关，尤其是，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是很突出的。同时，现行干部制度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自上而下的委任过多，而自下而上的选举太少。有些干部虽然是经过选举程序产生的，但候选人名单都是事先内部审定后才进入选举程序的。
“委任制造成的后果，势必是干部只对决定自己命运的上级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政治恩赐式的任命增加了干部对上级领导个人的感恩和敬畏，而减少了对组织的忠诚。”当然民主选举也会选错人，但任彦申认为，选举本身包含一种纠错机制，这次选错了人下次一定会把他选下去。
同时，任彦申指出，现行干部制度最根本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不正视和触动这个弊端，其他的改革都难以到位。“世界之大，贤才之多，决非一人一司可以掌握。”而改革干部制度，应该首先从提名环节开始，把少数人关门划圈，变为领导提名、组织提名、群众提名、个人自荐、竞争性提名等相结合，经集体研究后决定提名人选。
在做人与做官的问题上，任彦申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品决定官品。一个人品不正的人不可能成为好官，即使官职再高，权势再大，也缺乏人格的力量，不为人信服。”在说真话和说假话、报忧和报喜的问题上，任彦申表示，越是高层领导，越要带头讲真话，敢于听真话，“你可能不喜欢直言快语、敢说真话的人，但应当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个领导者身边，如果都是一帮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之徒，那就离垮台不远了”。如何看待掌握权力的官员挣不了大钱，从而铤而走险？任彦申认为：“当干部挣不了大钱，但日子一般也不比别人差，还有地位、权力、声誉等别人没有的东西。因此，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位，自重自爱，如果贪图眼前利益，断送一生前程，甚至身败名裂，家破人亡，那是很不值得的。”
记者问到媒体的原则，任彦申提炼了五点，“一要弄清真假，二要明辨是非，三要权衡利害，四要把握深浅，五要与时俱进”。可谓切中要害。
任彦申先生对文山会海深恶痛绝，“不说官话，套话，空话，废话”。有江苏官员回忆，任彦申先生任职江苏时，其讲话之犀利，思想之解放，待人之直率，行事之果敢，为江苏政坛带来一股别致清新之气。谈到先生之书《后知后觉》，他更是感慨：“圆融世故明哲保身之人，何必说得这般‘又疼又痒’！”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将任彦申先生称为“半师半友”，“从河北的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个干部很值得研究”。所以，从任彦申身上，“有一种非常朴素的老百姓的东西，和在政治舞台上历练出的高屋建瓴的能力，和细致入微的观察”。
“领导写书，对现实针对性这么强，而且语言这么痛快，确实少见。”张海鱼表示，《后知后觉》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该书是任彦申先生的从政经验总结，更是先生的人生经验总结，“读完书，闭上眼睛，生活中左右周围人和事就显现出来”。评论家王干表示，在他阅读过的图书中，王蒙先生的《我的人生哲学》与《后知后觉》非常相似，不过，“一个是文学家版的，一个是政治家版的”。
任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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