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史》在今年1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林骧华等17人合
《纽约时报》曾称此书具有“推理小说的节奏和百科全书的视野”。
朱特所患病痛俗称渐冻症，确珍于2008年9月，仅过数月，他已全身麻痹，失去对每块肌肉的掌控，甚至无法自主呼吸与吞咽，但他拒不中止授课与写作，以毅力坚持，几乎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本报曾在今年年初刊文，转引朱先生1月14日发表于《纽约书评》的头条自述，以《夜》为题：“我不能抓痒，不能扶正眼镜，不能剔牙，不能做人们每天反复为之的任何事。”他所余似乎只有沉思，每到长夜漫漫，世界愈发熬煎。他委顿于床，完全静止：“如一具现代木乃伊，独处于我肉身的监牢，仅有思绪伴我熬完长夜。”
1948年1月2日，朱特生于伦敦，母亲为俄国移民，父为立陶宛裔的比利时犹太人，皆系马克思主义者。1972年，他获授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日后通过对法国知识分子及东欧瓦解多年而系统的研究，他在作品中对左翼思想家、身份政治，以及美国的单极霸权充满了警惕。
青年时代，他一度成为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及战后，他志愿为以色列国防军当翻译，做司机。但不久之后，他开始排斥以色列，脱离了“小农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转而成为他自称的“普遍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1983年，他已将以色列称为“好战而不宽容的、信仰驱动的民族国家”。但与大多数支持以巴并立之两国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朱特呼吁双方应共存于一个单一政府治下。他因此不招以色列的喜欢，美国的犹太人团体也对他冷眼相待。
他批评法国知识分子面对斯大林和苏联时太过幼稚，而今天的我们对历史又充满了如此多的误解，并仍在不断抛弃过去的教训。
“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朱先生在《战后・后记》中写道，“记忆本身是靠自己来论证和强化的。与之不同，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安，甚至混乱。因此挥动着历史这个道德大棒，来攻击、斥责一个曾经犯下罪行的民族，并非总是谨慎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又的确需要人们去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有需要再重新认识。”
（本段据中文版《战后欧洲史》 宋柯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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