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人简介：
骆明，新加坡著名教育工作者、作家、文艺组织者、社会活动家和商人。1935年9月19日出生于中国厦门禾山。1937年9月随父母移居新加坡。曾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教务主任，公教中学教务主任、校长，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秘书长、副会长。现为新加坡文艺协
会会长，《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总编辑、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秘书处主任，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
问：东南亚华文作家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其中相当一部分同时又是商人，亦商亦文。您在2005年曹安娜的《骆明访谈》中回答这一现象时说“写作是他们的责任”。比如据说印尼的黄东平就是“发愿为华侨（华人）写作”。那么，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产生是否有什么具体的背景？
答：有的。首先，东南亚华人相当一部分是商人，而这又与他们居住国的政治环境有关。比如，菲律宾华人大多从事商业，又以零售商和批发商为主。这种情况早在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有人研究考证其原因，认为，西班牙殖民权贵的生活需求扩大了菲律宾的中国货市场。因为西班牙离菲遥远，日用品必须就近获取，而当时只有华人能提供和满足他们。当时属于明朝时期的中国，综合国力当居世界前列，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萌芽，海外商贸交流活跃频繁，华人较之原住居民，文化、手工业、商业水平等，都高出一筹；因此他们历史地就成为当时菲律宾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打下了在菲华人最早的商业基础。
泰国，华人经商者很多的原因有，曼谷王朝统治时期，泰国社会主要分三个阶层，一是皇亲皇族，二是达官贵人，这两种人属于俸禄丰厚的特权阶层，不必从商。三是平民主要是农民，他们为各种繁重的劳役、苛税所束缚，没有时间和精力从商。还有一个游离于这个社会体系之外的僧侣阶层，他们受国家和民众供养，享有特权，也不必从商。而历史上，相对而言，中泰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友好，移民泰国的华人不被歧视，安居乐业，华人不用服兵役或劳役，有条件经商，因此，不仅泰国华人多，而且经商者也多。
印尼早在荷兰殖民统治的350多年历史中，殖民统治者为了挑拨华侨与印尼族裔的关系，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居民分三等级，一等人欧洲人（含欧亚混血儿），二等人华侨和其他亚洲侨民，印尼族裔为三等人。他们给华侨承包酒、鸦片、盐、当铺、赌博等的特权，又让他们充当零售商和中介，让华侨直接与印尼族裔人民进行经济交往，从而产生是华侨剥削他们的错觉。所以印尼华人，多为中小商人，又以零售商为主，占80%，其次为中盘商、贸易商和批发商等。
马来西亚，一方面，马来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等农业，对土地有一种特别的依赖感。另一方面，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者制定所谓保护马来人利益的土地保护政策“保留地制度”，严禁非马来人从事水稻种植等农业。殖民统治者对马来人的教育目标也是培养勤劳本分的农民，马来人普遍缺少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此，马来人的发展被局限在农业领域。华侨则被禁止拥有土地和从事农业，同时其他一些重要职业也不被允许涉及，如政府部门的高级职位、军队、警察等。因此华人只能从事商业、采矿业、种植业、建筑业、专业人员等。二战后，华人逐渐转入现代工商业领域。
其次，先辈中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多是迫于生存。能够为了生存而远涉重洋，一定是具有顽强精神和毅力的积极人。再加上中华民族本身固有的刻苦耐劳、勤俭智慧，东南亚华侨华人相当多一部分人显示出致富才能，跻身于小康和中产的行列，且充满活力；因而引起当地政府的不安和担忧，历史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有过排斥或限制华人的政策和现象。浪迹他乡、寄人篱下的华侨华人身心都缺少安全感。这种艰辛和郁闷，促使他们把写作当作一种记录华侨甘苦历史的使命。黄东平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侨歌》三部曲（《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烈日底下》）。他确实说过“发愿为华侨（华人）写作”，并且还说“为了苦难无告的华侨！为了非吐不快的我自己”，“不但这一生，我要写完它！若是有‘来生’的话，再写它另一生”。
问：应该说这是外因，外部因素。那么，是否还有内因，华人自身内在的深层文化因素？
答：内因最直接的可以联系到中国东南沿海的以商业文化为突出特点的海洋文化与妈祖信仰。东南亚华人有近80%来自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他们除了具有中华民族共有的儒家文化传统外，还有临海而居、靠海生存的海洋文化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海神妈祖的虔诚信仰。开拓进取，博大包容；扬善护民、慈悲博爱等。一方面，能够吃苦耐劳、披荆斩棘地创业经商谋生；另一方面，又始终心怀着对他人、社会的关爱与责任心,重视文化、教育，视它们为泽被万代千秋的善业。他们热爱文学、写作，不惜自己出钱出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都还要去做。东南亚几乎各国都有妈祖神庙，每年农历3月23日的妈祖诞辰日，信奉妈祖的华人都会去妈祖神庙祭奠，和中国大陆的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人民一样。
问：被誉为“南洋一支笔”，同时又拥有巨额企业资产的周颖南，1999年在回答日本《火锅子》杂志记者问及对成为商人是否有过反感时，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对于成为商人我不但没有反感，而且我们大家都在追求。”表现出作为商人的无比自豪。然而，在另一次回答日本记者泉田小姐问及喜欢用“作家”还是“商家”的称呼时，又说，“如果要我选择，我选作家”。这是否透露了你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儒家文化的清高，比如“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一方面又是世俗利欲驱使下的世故，比如“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知”。对吗？
答：是吧，我不否认。在儒文化社会，文人的地位很高。但这种地位似乎又更多是名义上的、空洞的，很多传统的文人生活十分清苦穷困。比如苗秀、黄东平等晚年都贫病交迫，很可怜。我不愿意做这样的文人。
实际上，传统观念中商人的名声不太好，不仅是儒文化社会的问题，几乎全世界都这样。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残余。比如欧洲，以英国为例，我看到有研究资料说，17世纪英国商人在发财致富后每天都到家谱纹章院，搜寻其先祖的纹章，以便能跻身于贵族的阶层。贵族们认为商人是低贱的职业，避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贵族的家庭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商人。等等。但是，随着现代化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商人财富日益增长，商人阶层日益强大并充满活力，经济上处于窘境、精神上日趋萎靡的贵族开始偷偷地越过传统的贵族与商人的分界线，放下清高和高傲，与工商业联姻、联手；传统贵族的特权和道德标准开始衰落，一个崭新的融传统贵族、新兴资产阶级、普通市民平民等阶层于一体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化诞生。之后，议会改革，工商业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过去由传统土地、世袭贵族把持的上院，拥有了切实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再到今天，成为只有职业区分、没有身份高低不同的、自由、法制的现代化公民社会。
再有美国。仅从反映南北战争时期的小说《飘》中就可以看到，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对商人的定位也仍然是暧昧不确定的。亚特兰大上流传统贵族阶层的人们，对抓住机遇、凭借智慧、敢于冒险、能够吃苦，在战争中经商致富的商人白瑞德，表现出既爱又恨、既厌又羡的十分复杂心理。
因此，观念会转变，但是一个过程。郝思佳最后希望白瑞德回到她的身边。白瑞德最终是以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正面形象留在读者们心中的。以中国的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入，公民时代的到来，新的公共社会价值体系的诞生应该也指日可待。
至于文人的经济权利，据我所知，在欧美、日本等国家，版税制度化的情况都比较好，有的作家只写了一两本书，一年中就可以收到很多版税，有的甚至成为富豪。
问：在新加坡，您殚精竭虑推广华文及其文艺，您对新加坡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非常了解，能否谈谈相关的情况和您的看法？
答：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的国情是没有腹地，资源匮乏，连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再加上独立后，1967年英军撤离新加坡，新加坡顿时出现几十万个失业劳工。因此，刚独立时的新加坡形势非常严峻。好在政府及时提出了工业化的计划，开发裕廊工业区，引进外资，全民拼经济，让许多工人能够重回到工作岗位。工业化计划在几年里就收到效益。从1971年，新加坡政府给予公务员、教师、警察等的工作加薪，都是倍数的增加。比如教师，在1971年前，一位新进的教师是新币550元，但是71年实行新的薪金制时，新进的教师是1280元，每年有50元的常年加薪。之后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因为要糊口，要养家，要养活千千万万的新加坡人，因此过去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从80年代开始，我们提出了建立一个优雅社会的口号。从那时起，我们就重视建设、打造一个具有文化素养的社会。在许多层面都在努力去推行，比过去更认真，非常重视。
比如，前总理李光耀在60年代后期曾下乡访问许多组屋区，发现这些家庭里几乎都是有电视机、电唱机、录音机、雪柜、冷气机等，却没有藏书和书柜。之后，便有了今天新加坡664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的23个现代化设施的公共图书馆，以鼓励并提供国民阅读的方便。这些图书馆都由政府拨款兴建，全部在90年代末之前建成。图书馆职员的薪金也由国家支付，而且有常年加薪、升级、调动及退休等制度。
我认为实现优雅社会的途径之一就是培养国民喜欢阅读的风气。而要使国民喜欢阅读，就要有读物可读，就要有人写作，就要爱惜写作者。这也是我决心将毕生奉献于文艺及其推动工作的一个朴素逻辑和动力。
问：您的三个儿女都有经济条件享受了良好的留美教育，您在新加坡的家也不是政府的廉价组屋，而是独门独院、附有花园的小别墅。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您的身上，最典型的体现了“以商业为手段，以文化为根本”这一理念？是您的心思始终是在文艺上，从商时显得心不在焉、疏于打理。商业最终只成为您谋生的手段，使您避免了如那些传统的、纯粹的、没有生存能力的文人一样的贫困潦倒的黯然境遇。或许，亦商亦文，从个体生命来说，也才是最理想、最精彩、最圆满的人生？
答：其实，文艺也是一种商业。文学也是一种商品。只不过是一种很难盈利的、精神的、隐形的、昂贵而奢侈的商业和商品。马来西亚有一个旨在“鼓励创作、发扬文学和传承薪火”的“花踪”华文文学奖。从1990年开始至今，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有人就将它的成功归结为主办者《星洲日报》掌门人、商业巨子张晓卿以办企业的雄心魄力来办它，比如奖金丰厚、奖项甚多等，善于运用企业的引导潮流策略，将人们引入热爱华文文学的潮流中。
我也一直认为，应该像搞经济一样搞文艺，像推介商品一样推介文艺。几十年的文艺，尤其是文艺组织和推动工作，我也是以一个企业家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模式来要求、支撑自己，并具体运作的。
问：有数据揭示，目前中国的上榜富豪人士和奢侈品消费均居世界前列。面对今天中国日益增大的商人、财富阶层，以您走遍世界的丰富经历和亦商亦文双重身份的成功，是否能给他们提供一点建议？
答：中国有人把30年改革开放崛起的商人、财富阶层叫做新兴的“贵族”。那么，有一个理论，“贵族”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富概念，也不是指一种表面的生活方式，而是在雄厚财富基础上，一种高层次的人生文化观念和人生状态，即“贵族文化”。它需要三代人的脱胎换骨才能形成。同时，“贵族”成熟于贵族文化观念的社会认同和贵族文化观念群体的规模。
以此标准衡量，一些“新贵”或许还没有到达“贵族”的层面和境界。但是，我相信，目前一些中国富豪在海外消费一掷千金的事情一定只代表一部分人和一种现象。与此相比，有更多使人欣慰的现象涌现，比如财富阶层的学历日趋增高，加入慈善、公益行列的越来越多等。更多的富人懂得思考、正在思考，懂得责任、正在承担着责任。
因此，只要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继续、深入、全面地推进，只要自由、法制的现代化公民时代能够到来；那么，中国财富阶层的“贵族文化”就有希望诞生，他们将有能力并且自觉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