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不幸的消息。我妻子叶晓青6月22日去世。最近三年以来，她一直患癌症，但还是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一月底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因为她的腿疼得厉害，几乎不能走路，她怕是癌症复发，只好回到澳大利亚来检查。我们有一点
后悔，走的那么仓促，没有时间跟你和在北京的其他的很多朋友好好地告别，但没有办法。检查以后，医生们说她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生活了……
这简直把我惊呆了！要知道，仅只在半年多以前，即去年12月14日，我们才在清华国学院为康丹主持了一次“国学工作坊”。这位博学的老友，以“辽代汉语与北京话的起源”为题，报告了他本人利用契丹语文献对汉语词汇的音写形式，来考察辽代“南京”（即今北京）汉语诸语音特征的新收获。叶晓青当然也陪着外子同来，他们两人从来就那么形影不离。在讲演和座谈中，他的研究那么引人入胜，而她对这个话题又那么如数家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我怎么那么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看出来呢？―――但也许不光是我，那场讲演的主持人是姚大力，可他前不久还来要叶晓青的电邮地址，说是在工作坊中顺便向她约了一篇稿，说明他也是什么都没看出来吧？
晓青是我多年的朋友。她和康丹造访过我当年位于古城的小家，我们曾因陋就简地在我的书房里，支起锅子涮羊肉；我也造访过他们后来在澳大利亚使馆中的家，非常豪华地留宿在他们的客房里。不过，还是让我从追忆的意识流里，摘取两个更加戏剧性的场景，以为永久性的定格吧：
一次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们碰巧都访问那里，当时正值九十年代初。晓青心事重重地问我：改革开放还能坚持下去吗？我则信心满满地望着窗外，指着朝着内地轰隆而过的运货车队，认定没人能阻挡那物流背后的经济动机。在那个节骨眼上，知识分子已显得相当孤单，但知识阶层自身还没有被外部的理论话语所颠覆和瓦解，所以彼此交流起来还心领神会，不像往后越来越心劳日拙……
还有一次是三年前，我在墨尔本开完会以后，顺便到悉尼来看看歌剧院。康丹和晓青开车拉我回家，不想路上却遇到大到恐怖的雷雨，不得已只好找个车棚停下来，专门让汽车避避雨。由此晓青特意告诉我，这部车子是他们新添置的，并且很为这次“鸟枪换炮”而骄傲。我这才稍微留意一下：那却正是韩国产的伊兰特，搁在北京也不过就是个出租车罢了。再联想康丹的资深教授外加系主任的地位，收入原本应当不错，更感觉这一对贤伉俪，真是志不在物质生活……
呜呼，晓青夫妇向来都是成双成对的，所以她这么倏然撒手，不要说康丹本人了，就连我都感到闪得慌！事实上，就连他们这次访问清华国学院，也是各自准备了一个讲题的，记得她曾在电邮中说：
自己也可给你们讲个完全汉学的题目：藏红花作为不同用途的多次引进和丝绸之路的盛衰。这个题目我已准备了好几年了，这么小的题目，越做越复杂，域外与希腊罗马埃及，以及波斯等有关，中国史上，时间上牵涉到唐和元。
只是，当时清华国学院才刚刚恢复，而国学工作坊也才刚刚启动，一下子无法同时安排两讲，所以就打算“以后再说”了，―――而谁知根本就没有“以后”呢！早知这样，我当然会先安排她来讲的。人生啊人生，简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留下难以追补的遗憾！但愿晓青临终前编定、交稿给陈平原夫妇的遗著，能把她这个研究成果收纳进去。
回想晓青这一生，恐怕无论苦乐，都免不了要跟“偶然”二字相连，―――偶然到澳大利亚去深造，偶然在那里跟一位老外结缘，偏又偶然地染上了这样的痼疾……要不阎王爷身边那对专门接引魂魄的小鬼，怎么一个叫做“黑无常”，一个叫做“白无常”呢？而她对这种偶然性所做出的反抗，从而总还显出某种必然性的，就一个要数她那即将印成书册的学术研究，另一个要算她豁出性命生下的儿子易安了。
所幸的是，康丹在来信中说，晓青临走前没有多少痉挛和挣扎：“她没有多少痛苦，只是越来越软弱，睡得越来越多，到失去了意识，过了几个小时，就离开我们了。”但反过来说，她却又把痛苦留给了我们，让我们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并久久地停驻在追思中。正因为如此，为了寄托哀恸之情，这里特地把2010年7月10日刊载在《悉尼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的讣闻摘要转载如下，―――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中国的学界知晓，又有一位同道离开了我们。
叶晓青(1952―2010)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刚从“文革”的动乱中抬起头时，一篇题为《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的论文，震惊了中国大陆的权威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更出人意料的是，其投稿人竟是一位初出茅庐、二十来岁的女学者。这篇功力深厚的文章研究了中国19世纪的知识分子曾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当时又正值中国面临新的开端，这又给了国人哪些启迪。它至今仍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思考这篇文章的动机，萌生于某种特殊的环境。它的作者叶晓青，1952年生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喂猪种稻。九年之后，她回到上海，数年之内便因一系列拓新之文，而跻身于中国最有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之列。
叶晓青曾被上海社科院聘为研究人员，后又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奖学金。她的论题关乎上海早期的文化转变：它为什么如此迥异于中国的其他地方。当北京的知识界为“国粹”而忧心忡忡时，上海人却怀着极大的热望走向了现代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她为了探寻答案而追根溯源，发现了上海人的混杂性，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既有动力又有雄心。她1991年的博士论文是一部拓荒之作。它从未被人遗忘，其影响力在过去的几年中还与日俱增，为新一代学人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期间，她遇到了康丹（DanielKane），他是墨尔本大学的一位汉学家。他们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饭堂里开始了交谈，谈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夜复一夜。这场始于1986年的对话，整整持续激荡了24年，因为他们结婚了。可时隔不久，叶晓青却罹患乳腺癌，为此她饱受病痛的折磨。
即使如此，经过治疗以后，她仍然顽强地询问专家：自己是否还有怀孕的可能？尽管风险重重，那位肿瘤学家仍然强烈地支持她。这位医生名叫易安（Ian）；而晓青和康丹在得子之后，就用此来为自己的儿子命名。
叶晓青先在莫纳什大学担任讲师。1995年，当康丹被任命赴北京就职时，她也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研究一个自己在研究早期上海时遇到的悬案。有位唱京剧的戏子，曾被指控诱拐年轻女子并强娶她为妻。可在经历过黑龙江的一段流放之后，他又露面于北京甚至还进宫表演。怎么会这样呢？
她由此探索皇室档案，那些文献如此枯燥，数百年来无人过目。她发现了另一座金矿，并开始研究皇室、社会顶层精英、戏剧表演者、底层之间的关系。她发觉，在这些阶层及其品味的交互影响中，这种戏剧――即后来所讲的京剧――得以发展。基于这一研究，她撰写出一长串论文，很多都发表于国际顶级刊物。
1997年，康丹被麦考瑞大学聘为中国学教授，叶晓青也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在该校获得了专门研究的职位。她热情地投入教学，既启发了对中国所知甚少的澳大利亚学生，也让那些曾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中国学生获益匪浅。他们位于悉尼西南部的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常有一群中国访问学者畅谈到深夜。
叶晓青的癌症于三年前复发，而她则更为努力地投身于研究和写作。她原本计划赶在年底之前，完成关于仪式戏剧和皇宫的著作。而一旦发现自己来日无多，她更是全力以赴来完成这本书。她为此一直奋斗到四月底，而此书旋即被香港中文大学接受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建议叶晓青编出其作品选。她实现了这一建议，此文集将于今年年内出版。
叶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她的人生哲学基于儒家的世俗伦理、佛家的悲悯情怀，和道家的出世精神。她的谨慎求是，她的睿智和直觉，交融生发出一种罕见的学术洞察力。
在这个世界上，叶晓青留下了她的丈夫康丹、他们的儿子易安，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后者目前都生活在中国。（余婉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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