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些名字中有一个人物似乎被历史遗忘了，他便是曾任厦门大学校长16年之久的新加坡华人林文庆。林文庆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曾有“新加坡圣人”之誉，但是随着岁月的冲刷，他的生平与贡献已逐渐被人们淡忘。在中国，鲁迅《两地书》中的一句“校长是尊孔的”，几乎奠定了人们对林文庆的认知基调，就连厦门大学也曾对这位老校长讳莫如深。直到近三四年，随着对他中英文著译活动和创建厦大国学院等研究的展开，林文庆才逐渐重回人们的视野。严春宝博士倾数年心力，爬梳中英文史料，探访相关人士，撰成《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林文庆生平的传记作品，为我们了解林文庆的人生经历与思想主张提供了重要参考。
1893年，取得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内科荣誉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的林文庆回到了新加坡。凭借其学识与才干，年轻的林文庆很快就在医界、商界和政界崭露头角，26岁就成为当时海峡殖民地立法会议唯一的华籍议员。此时林文庆就已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曾亲身感受西方文明的他很早就意识到，要想使华人在新加坡取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必须废除当地华人社会的陋俗陈规。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智慧、财富与社会地位，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大力提倡剪辫、禁烟，推广华语、创办女校等活动，同时，他还时常利用自己海峡殖民地立法会议唯一华籍议员的身份，为华族争取权益。作为身处异域的华人，往往比国内的同胞更能感受到外界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进而生发出团结自己的族群、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迫切愿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林文庆担任立法议员期间，曾据理力争迫使殖民政府废除了对华人罪犯的扭辫行为。当时，殖民地当局一旦捉拿到华人犯罪分子，就将被捉者的发辫扭绑在一起，让他们鱼贯而行游街示众。对于新加坡华人而言，这个通行近百年的做法无疑是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奇耻大辱，当地的华人代表曾多次抗议这种行为却最终无果。直至1900年4月，林文庆就此事致函当时的总督瑞天咸，申明利害关系，总督才答应了他的要求，下令废除扭辫之举。这件事充分反映出，作为海峡华人社群代言人的林文庆，在维护本民族尊严与利益时所具有的高度自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保皇党和革命党都把南洋华人视为可以仰赖的力量，因而海峡殖民地成为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极力争夺的地盘，本书对林文庆与这三支政治力量的关系均作了较充分的叙述。作者特别提出了不太为人所知的两个细节。其一是，康有为逃亡至新加坡时，林文庆对他多有照拂，固然由于林对维新运动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但在客观上也是受到殖民政府总督的委托所致。其二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林文庆曾追随孙中山左右，为创建民国出力，他那有“共和胡子”（Republicanbeard）之谓的长髯就是那段革命岁月留下的痕迹。在与保皇派和革命派均有交谊的同时，林文庆与清廷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就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还代表清政府参加国际医学会议。林文庆与保皇派、革命派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海外华人在政治选择上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中，各个党派、集团的政治主张与力量对比变动不居，而留学欧美、接受西式教育的海外华人子弟往往被各派力量视作能堪大用的人选，而受到竭力拉拢。但是作为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主要是出于一个异乡游子对祖国兴衰和民族命运的牵挂。出于改变国家现状的迫切愿望，加上对国内具体政治情形缺乏了解，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比起国内的仁人志士而言可能较为模棱两可。而这种现象恰恰彰显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因为他们最为关心的只是如何能使祖国摆脱积贫积弱、任人欺侮的困境。
除对林文庆早年的人生经历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外，作者还对林文庆16年厦门大学校长生涯有翔实的叙述与细致的分析。要给厦大时期的林文庆定位，绕不开在其任内爆发的两次学潮。作者广泛查阅厦大各类校史及报刊资料，勾勒出这两次沸沸扬扬的风波的来龙去脉。他认为，尽管导致这两次学潮的各种因素较为复杂，但两次学潮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与厦大校内复杂的人事关系有关。换句话说，作为在海外生长的林文庆，对于当时国内教育界的状况、人情世态都缺乏足够的了解，这很可能是导致学潮愈演愈烈的潜在因素，而并非前人所诟病的林文庆保守尊孔而引起师生的反感。对于鲁迅出走厦大，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许广平的思念及与现代评论派成员素来的嫌隙。较之以往简单化的解释，这种分析更有说服力。作为大学校长的林文庆有哪些主要贡献？作者详细叙述了林文庆为厦门大学所做的许多工作，此前被人们笼统地归于校主陈嘉庚先生的功劳，部分地“还给”了林文庆。尽管地处东南一隅，又经历两次学潮后的人员流失，厦门大学并没有放慢发展的脚步，这其中有着林文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6至1935年间，林文庆先后三次赴南洋为厦大筹款，他还为厦大争取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与资金支持。在林文庆的苦心经营和陈嘉庚的鼎力支持下，厦大不断扩充师资、完善院系设置、大力建设实验室图书馆等配套设施，为厦大赢得“南方之强”的美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知天命之年入主厦大到年近古稀离开鹭岛，林文庆对厦大投注了自己所有的热情与心血，乃至家财亦几乎为此散尽，却矢志不移。林文庆深知，国家民族的强大必须要有大批有知识有抱负的人才，因此他希望通过建设厦门大学，发展教育，“为国储才，培育仁人君子”。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以“忍辱负重度苍生”为题述及日据新加坡时期林文庆出任华侨协会会长一事，这是以往的林文庆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内容。对于这段看似不大光彩的历史，作者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通过查阅昭南时代的史料及后人回忆考察相关的历史事实。年逾七旬的林文庆在担任华侨协会会长期间，一面与日本侵略者斗智，奋力保护新加坡华人的人身安全，一面强忍内心痛苦在人前装疯卖傻、寄情酒乐。从战后新加坡舆论对林文庆的评价可以看出，时人对于林文庆出任伪职一事的看法较为理性，大致肯定他在日据时期保护新加坡华侨的功绩。
本书最后，作者结合林文庆的经历及著述分析了林文庆的思想世界，将他定位为一位理性的儒家学者。这种概括是有其依据的。儒家思想不仅是林文庆在倡导新马华人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也是他中英文著述的思想底蕴和办学育才的重要理念。然而，一个只在幼时读过四书五经、长年浸淫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的海峡侨生，为何会在日后如此服膺儒家思想呢？作者对此似乎并未作太多探究。事实上，要了解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还应从林文庆的海峡土生华人的身份及海峡殖民地的社会生态着手。美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孔飞力在其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Chineseamong Others:Emigrationin Modern Times）中认为，由于土生华人在海峡殖民地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社会地位中居于白人统治者之下、当地土著居民之上，为了强化自己的身份属性、为华人社群争取更多的权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往往会经历“再中国化”（re-Sinicizing）的过程。这样一来，林文庆尊崇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儒家思想，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严春宝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36.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