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后，汉代文献在不断亡佚的同时，伪书也在不断地制作。大多数的伪书，是有人故意为之，经历代学人不断考索，作伪者渐趋明朗。如《灵棋经》，旧题东方朔撰，实乃晋襄城寺法味道人依托；《西京杂记》，旧或题刘歆撰，现一般认为系出自晋葛洪之手；《汉武内传》，旧本题班固撰，实亦葛洪所造；《汉武故事》，宋以下本题班固撰，间亦有题班周撰，实乃出自刘宋王俭；《汉武洞冥记》，旧题郭宪撰，实乃梁元帝伪造，等等。但也有一些伪书，其产生似出偶然，并非有人故意造作，如《易林》，旧题焦赣撰，据清人牟庭相考证及唐写本《修文殿御览》，知焦赣当为崔篆之误，大概因为二人名字形音相近，以致相混。另有一些伪书，明知其伪，但作伪的时代和作伪者难以遽定。如《忠经》，旧题马融撰，郑玄注，《四库提要》已据《后汉书・马融传》和《郑志》，证明马、郑实无此书，又据《玉海》引宋《两朝国史艺文志》，论证《忠经》作者实为海鹏。丁晏《尚书余论》则认为《忠经》确系马融撰，不过不是汉之马融，乃唐之马融，指出唐之马融又撰《绛囊经》。考《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并著录《绛囊经》，撰者为马雄，不是马融，则丁晏所论，不无偏失。但丁晏举证《忠经》避唐太宗、唐高宗讳，却是事实，则《忠经》出于唐代，亦非无据。这一类伪书，要论定确实的作伪时代和作伪者，诚非易事，除了继续作细致入微的考据外，更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使我们对古书的辨伪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古书的创作与流传有着远远比我们先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一个过程，如《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孔子家语》，原先一般认为是三国时魏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玄。宋王柏《家语考》、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均认为是伪书。宋朱熹《朱子语录》、清陈士珂和钱馥的《孔子家语疏证》序跋，黄震《黄氏日抄》等则持有异议。特别是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简帛古籍的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
以上所列伪书，产生的情形不一，出现的时间自魏晋至于唐宋，已延绵数代，但造伪者并不到此为止，明嘉靖中，丰坊、王文禄还狼狈为奸，炮制了《申培诗说》和《子贡诗传》；清乾隆年间还从日本传入了伪中之伪的《古文孝经》及孔安国《传》。两汉文献的造伪，较之两汉文献的亡佚，持续的时间更为长久，确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当然，伪书并非全无价值，如谶纬从本质上说是伪书，但谶纬产生于汉代，其中保存了大量的汉人经说及科技、民俗的史料；魏晋时的伪书，去汉未远，其中应当保存有汉代的原始文献或传说；至于明代出现的伪书，仍不无摭拾史料之功。但伪书毕竟是伪书，尤其魏晋以下的伪书毕竟不是真实的汉代文献，它们误导并扰乱正常的学术研究，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因为伪书一旦产生，一旦深入人心，要想彻底肃清其流毒，决非易事。
伪书既然假名汉代文献而流传，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汉代文献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对于数量众多的伪书，当然要区别对待。像《易林》、《神异经》等真实的汉代文献，决不能与魏晋以下伪书同日而语，但魏晋以下伪书也并非已经失去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何况其书伪与不伪，学术界往往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天禄阁外史》八卷，旧题汉黄宪撰。是书体例仿《国策》，记黄宪游说汉末诸侯王事迹。然其事载籍不见，其书明以前亦无称引著录者，因而自明末以迄清，人多以其伪，更有徐应雷指认其为嘉靖时昆山王逢年所伪作，说：“黄叔度言论风旨，无所传闻，入明嘉靖之季，昆山王舜华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禄阁外史》，托于叔度以自鸣。舜华为吾友孟肃诸大父行，余犹及见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确。自初出有纂入东汉文者。时舜华尚在，而天下谓《外史》出秘阁，实黄征君著，则后世曷从核真赝乎？”（徐应雷《黄叔度二诬辨》，《明文海》卷一百十七）徐氏虽言之凿凿，却无显据。王逢年,字舜华，王同祖(1497―1551年)次子，以诗文、书法闻于世，生卒年不可详考。但逢年与王世贞（1526―1590年）相友善，年龄理亦应大致相当。又据明刻本《天禄阁外史》王鏊序，是书于嘉靖二年(1523)始由王汝夔刊行于世。综而考之，此书刊行时逢年至多不过十岁，断无伪撰《外史》之能。
从简帛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出，古人关于著作权的意识并不强烈，抄袭或借用别人的原话而不说明是很常见的现象，“作”和“述”的界限也不十分严格，如《列仙传》，托名刘向撰，应劭的《汉书注》、王逸《楚辞章句》已引此书，则此书是毋庸置疑的汉代文献。原先我们多认为正因刘向是当代博学名儒，故假之以取重。简帛文献的出土提示我们，此书很可能是刘向在整理图书时，见到过多种神仙传说，他作了一番去除重复、重新编排的编辑工作，甚或进行了部分文字润色，他是“述”，而不是“作”，始“作”者当另有其人，而非刘向。
《神异经》是否出自东方朔之手？《西京杂记》是刘歆写的吗？《列仙传》果真为刘向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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