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尽管除了一篇不算很长的序言之外，并没有发表更多的理论批评见解，但是它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这个手段非常厉害。鲁迅在《选本》一文说得好：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
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齐梁时代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衰世，例如唐朝人批评齐梁文学的言论就多到不可胜数，杜甫的诗句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其五），韩愈甚至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其实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齐梁文学界决非漆黑一团，这时也曾出现过若干比较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而更重要的则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里连续产生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和萧统《文选》，三部名著闪亮登上历史舞台，空前绝后，形成了一道光芒万丈的壮丽景观。
这三部书，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著作，前二者是理论批评专著，而萧统《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作家，古代习惯于称为“总集”。但是古人并不一定这么看，《隋书・经籍志》就把这三书都列入“总集”类，而列为该类之首的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这种情形虽然似乎有点古怪，但我们只能设法加以理解，同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虽然早已有所开始，但真正自觉总要到魏晋之后，起先这种批评往往见之于书信中或口头上，带有明显的私人性质，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更有效的形式，这就是编撰文学作品的总集：选家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就选进来，而评论意见也就寓于其中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史家出而论文，总是将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的兴衰教训等等联系起来考虑；而文学家论文，则往往把理论批评与从事创作或学习写作放在一起考虑，所以后者的理论批评往往与文章学有割不断的联系，《文心雕龙》一书曾经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写作学的著作，所见虽不无偏执，但仍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并不妨碍同时承认它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巨大贡献。想清楚这个道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便会有真切的体认了。古代文论总是从具体文学作品和体类的批评入手；脱离文学文本、脱离创作实际的纯理论，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总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根据也在于此。在齐梁时代以至于更晚一些的时候，选家就是评论家。将齐梁三书放在一起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
萧统的弟弟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写道：“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致，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头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可知当时编撰选集（总集）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提供了解文学史的读本，这样的选本当然应该出自专长于“品藻异同”的批评家之手，而不是学者或学究之手。
《文心雕龙》虽然并非选本，但非常注意研究文本，书中包含了选本的某些要素。该书第六至第二十五篇，专门用来“论文叙笔”――按文体研究文本，他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中“选文以定篇”正是选家的当行业务。把刘勰选定的各篇编排起来，就是一部刘氏的文学作品选。拿萧统《文选》同刘勰的“选文以定篇”相较，选目有异有同，从中可以获得许多理论批评方面的信息。
按文体进行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先前的选家如挚虞早已在《文章流别论》中做过，另一位选家李充在他的《翰林论》中也曾经做过。《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作品选，其中附有批评性理论性的说明；这两部选本后来失传了，仅存其理论批评部分的片断。挚虞和李充在文学批评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正是刘勰、钟嵘的先行者。
钟嵘在《诗品》一书中将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给予简要的评论，全书的序言则深入地探讨了若干理论问题。《诗品》原书中很可能是带有选篇的，这一部分后来失传，于是就只能看到他的评论了。这种情形很有点类乎《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失去了原有的选文部分，只留下了评论。好在把今本《诗品》中提到的名篇名句加在一起，也就多少可以窥见钟嵘心目中一部历代诗歌选的大概。
外在形态同《文心雕龙》、《诗品》很不同的是萧统主持编选的大型文学选本《文选》。尽管此书除了一篇不算很长的序言之外，并没有发表更多的理论批评见解，但是它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这个手段其实非常厉害。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说得好：
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能够比理论批评专著更有读者，更有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孔夫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选本之厉害，也是这个道理。即以齐梁三书来说，《文选》影响最大，在唐代已是显学；而《文心雕龙》一书在唐代虽然曾有若干高端学者予以注意，但在一般读者当中影响很小；《诗品》被重视和接受的程度就更差一些。
当时《文选》读者极其广泛，注家蜂起，李善与五臣尤为此中巨擘。“文选学”由此形成。包括杜甫、韩愈在内的大批作家都注意从《文选》吸收营养，李审言先生所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举出过大量例证。钱锺书先生指出：“昭明《文选》，文章奥府，入唐尤家弦户诵，口沫手胝……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俨然与儒家经典并列……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叁焉”（《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0~1401页）。这种情形显然值得深长思之。
以《文选》一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所谓“文选学”可以追溯到萧该，而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奠基者是扬州资深学者曹宪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学术团队，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李善。李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高宗显庆三年（658）完成并上表奏进《文选注》六十卷，这部巨著不仅当时受到高度重视，实乃一举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石，历代流传，至今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对象。李善注《文选》除详细地注音以外，尤其重视释事，追寻文章中典故、词语的最早出处，引证了一千六百余种典籍，其中有不少是后来失传的。在校勘和释义方面，李善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曾经有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义”（《新唐书・李邕传》），事实上他并未忘义，无非是比较少一点，许多地方他大约认为读者能懂，就不作一般的释义了。李善的注本适合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读者。
后来又出现了一部由工部侍郎吕延祚策划，由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执笔的新注本，当时称为《集注文选》，后来一般称为“五臣注”。五臣注在李善注那种学术性甚强的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注意普及，追求“其言约，其利博”的效果，得到了唐玄宗的嘉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五臣注流行的程度曾经超过李善注，“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李匡?《资暇录》）。五代人丘光庭在《兼明书》中也提到五臣注《文选》“盛行于代”。同时代人毋昭裔刻五臣注《文选》于蜀，这大约是《文选》最早的刻本；而李善注要到北宋景德、天圣间才有刻本。此后更多的乃是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在一起的刻本，其中先五臣后李善的称为“六家本”，现在最便于使用的是影印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明州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先李善后五臣的称为“六臣本”，现在常用的有影印的宋建州刻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与此相比，单独的李善注和单独的五臣注则皆少见，这种情形无非表明了这两种注释本各有千秋，有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
到清朝，人们普遍重视学问，学术水平明显高出许多的李善注受到极大的重视，五臣注和包括五臣注在内的六家、六臣本都不再时行。近两百年来流行最广的本子是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校刻的李善注《文选》，该书现有中华书局的影印本（1977）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整理本（1986）。这个本子现在读者最多。
在李善、五臣之后，为《文选》作注释的事业仍然方兴未艾。开元十九年（731）及稍后，玄宗让王智明、李元成、陈居、陆善经等人组织班子重注《文选》，工作没有做完；后来陆善经独自为《文选》作了注，其书今已不传，但在钞本《文选集注》中可以看到若干遗文：由此颇可考见唐代研究《文选》的风气何等旺盛。
与早在唐朝就有这么多人为《文选》作注的盛况相映成趣的是，为《文心雕龙》和《诗品》作注都迟至清代。选本的力量之大，由此不难窥见。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绝对不能忽视文学选本，特别是那些出于名家之手以及流行甚广的重要选本。若干流行甚广的选本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之类并非出于名家之手，其中也未必蕴涵着什么独特的理论批评思想，却往往因为观念庸常、篇幅适宜、选目雅俗共赏而得以广泛传播，这样的选本也很值得研究，例如朱自清先生曾就《唐诗三百首》发表过一些重要的意见（详见《〈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40页）；可惜这方面的工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新时期以来，《文选》研究日益繁荣，先后开过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已出六本，其余正在陆续出版；此外又涌现了许多论文和专著，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清代大儒阮元为纪念曹宪、李善等文选学开创者而兴建的扬州隋文选楼，在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2009年8月）举行了奠基仪式，目下正在重建之中。江苏镇江图书馆建立了中国文选学资料中心，其网站业已开通。现在已经可以说，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文选学，今天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复兴，并将继续走向深入。
萧统
萧统辑唐李善注《文选》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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