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国学版登载周思源先生的文章《秦始皇坑儒是事实，没背“黑锅”――读〈“焚书坑儒”辩〉》（下面简称“周文”）。我想，这就是盼望已久的“回音”，捧读再三，总的感觉――“周文”太动感情了。
“周文”开头便说：“虽然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来秦始皇的行情一直看涨，尤其是近20年来直接对普通百姓历史观产生巨大影响的电影和电视剧把秦始皇描绘的英雄盖世，千古无双，人格也越来越高大，任何反抗秦始皇的人似乎都成了反对历史进步的反动派和丑类。”看来，周先生对近20年来描写秦始皇的电影和电视剧深恶痛绝。但是，描写秦始皇的电影和电视剧属于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而我们研究的是历史人物秦始皇，这是两码事。因为反感近20年描写秦始皇的电影和电视剧，就迁怒于对秦始皇的历史研究，这种做法不可取。
况且，“周文”将“把秦始皇描绘的英雄盖世，千古无双”归功于近20年来的电影和电视剧，这完全违背事实。倘若先贤泉下有知，唐代诗仙李白一定会请周先生听他吟诵《古风第三首》：“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英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这绝对是一个“盖世英雄”的形象。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也会告诉周先生，他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千古一帝”。这正是“千古无双”的意思。面对两位先贤，不知周先生如何应对。
“周文”说：“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界对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争议……对焚书坑儒的事实并不存疑。但是近来究竟有没有‘坑儒’这件事却成了一桩公案。”
笔者要问：“没有争议”难道就不能开启争议？“并不存疑”难道就不准生疑？
几千年来，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人是神造的。只是到了近代从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才开始提出：人类起源于古猿。现今有几个人还相信人是神造的。宋代以后，曹操被丑化成弑后窃国的乱臣贼子，不断受到口诛笔伐。1959年，郭沫若先生撰写了一部五幕历史喜剧――《蔡文姬》，把曹操描绘成英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替曹操翻案。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如今已被大众接受。类似事情在人类文化史上屡见不鲜，不胜枚举。这里举出的两例，都算是常识，周先生肯定知道，只是挥笔撰文一时激动，思考欠周全，忘掉了它们。
任何历史记载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作者的主观性。任何人都没有界定、描述、解释历史实事的终极权力。“周文”以“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界对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这件事并没有争议”；“并不存疑”为由，剥夺我们怀疑“坑儒”的权力，于理不通，于理无据。
其实，于无疑处起疑，这正是往圣前贤留给我们的一条宝贵的治学经验。学术创新往往是从怀疑开始的。所以，胡适先生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周文”说：“‘《辩》文说秦始皇下令焚书不难发现其目的确实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这话没有抓住要害。”然后议论一番，结论说：“所以禁止‘私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不仅是要垄断办学权力，‘回到官学’（《辩》），归根结底是要垄断思想，独霸话语权。”
其实，我这段文章有针对性，是批评秦始皇焚书目的在于灭绝儒学，专用刑法的传统观点，并没有着眼于揭露焚书的要害。况且，我在文章中已经指出：“秦皇、李斯焚《诗》《书》的暴虐政策，目的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私学，返回学在官府的旧轨道，开历史的倒车。”众所周知，孔子首创私学，打破官府的文化垄断。伴随着私学勃兴，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而禁止私学，返回“学在官府”的旧轨道，就含有不许自由鸣放，由官府垄断办学权，垄断思想，垄断话语权的意思。所以，我说焚书是“暴虐政策”，是“开历史的倒车”。由此可见，“周文”对我的指责属于无的放矢，论述也全无新意。
周文说：“《辩》文将‘坑儒’事件定性为‘故事’，说故事原型见于《说苑》卷二十《反质》。《辩》文引唐刘知己（应为‘几’，‘周文’误，下同）《史通・杂说篇》批评西汉刘向《说苑》广陈虚事，多构伪词，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苑》属稗官野史之流，本不足信。从而否定历史上曾经有秦始皇坑儒之事。”然后反驳说：“刘向的《说苑》虽然有刘知己指出的毛病，但刘知己只是说它‘广陈虚事，多构伪词’，而没有使用全称判断它全陈虚事，皆构伪词，全盘否定《说苑》的价值。而《辩》文却由此就否定它对于坑儒记载的真实性，这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的。”
“周文”承认《说苑》有刘知己指出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词”的毛病，却坚信《说苑》“对于‘坑儒’记载的真实性。”按理说，它本应举出《说苑》所记“坑儒”并非虚事，本系实词的理由，可惜，它一点也举不出来。只是借口刘知几“没有使用全称判断说它‘全陈虚事，皆构伪词’，全盘否定《说苑》的价值。”从而认定《辩》文否定《说苑》对于“坑儒”记载的真实性，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刘知几批评《说苑》“广陈虚事，多构伪词”确实留有余地，含有“略存真事，稍带实词”的意思。然而，“虚事”“伪词”与“真事”“实词”比较，显然前者所占比例要比后者大得多。在“坑儒”的问题上，《辩》文取“虚事”“伪词”，“周文”取“真事”“实词”，就胜算的几率来说，《辩》文比“周文”大得多。两相比较，“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究竟是谁呢？
“周文”说：“更令人不解的是，《辩》文说司马迁‘基本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司马迁为西汉中叶人，他去世十六年后刘向才出生。但是司马迁居然会‘因袭’一个当时还没有出生者的内容，那不也成了关公战秦琼了吗？”
周先生在文章开头一段说他“反复”读了《“焚书坑儒”辩》，可是居然没有读懂，这确实“令人不解”。《“焚书坑儒”辩》中明明白白写道：“《说苑》是西汉末叶刘向辑录皇室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辑录依据的是旧有资料，整理者要尽量保留其原始面貌。旧有资料年代可能很久远。刘向见到了它，司马迁也可以见到它。我说司马迁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传闻”就是指的流传已久的旧资料，它保存在《说苑》里。这有什么错误吗？这怎么会“成了关公战秦琼”呢！其实，关于辑录与撰著的区别，我想周先生不会不知道，可能是感情作祟伤害了理智，这才导致辑录与撰著概念混淆的错误。前提出错，后面“周文”所谓“这反而证明说《说苑》起码在‘坑儒’这件事情的记载上没有‘陈虚事’、‘构伪词’”，自然难以成立。
《说苑》顾名思义，它就是记录的旧说传闻，在可信度上大不如史书。《辩》文援引《说苑》“坑儒”的记载与《史记》“坑儒”的记载作比较，目的是证明《史记》上“坑儒”材料的来源就不算可靠，带有故事性。联系东汉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正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我们可以看出“坑儒”传说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它完全符合故事形成的规律。另外，温谷种瓜，寒冬结实，引诱儒生往视而坑杀，设计如此新奇的圈套害人，前所未闻。连东汉卫宏都知道，可司马迁为什么不知道？请问，漏掉如此生动的细节，“那还是太史公的文笔吗？”然而如此新奇的圈套，从当时科学水平分析是办不到的，这点《辩》文都讲了。这些就是《辩》文将“坑儒”定性为“故事”的依据。“周文”对《辩》文的这些论述视而不见，未予反驳，就盲目地否定《辩》文的意见，未免失于草率。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就是说，秦始皇坑杀儒生之后，还大张旗鼓地公布他们的“罪行”，让天下人都知道，以儆效尤。这种举动理应震动全社会，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奇怪的是，秦末汉初经历这场风波的人，尤其是儒生，谁都没有谈论坑儒的事。这实在是个大疑问。《辩》文中列举出伏生、叔孙通、浮丘伯和张苍四个儒生代表为例，对秦始皇坑儒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周生”不以为然，说：“两千年来许多司马迁当年尚存的文献已经湮灭，现在所见伏生等四人的片言只语不能代表其讲过的全部。”这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秦始皇果有“坑儒”之事，打击的几乎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心理上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留下的阴影会终生难消。《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楚汉战争后期，“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这批鲁中儒生都经历了“坑儒”风波，不畏死，有骨气，敢作敢当，可是他们也没有人谈论“坑儒”之事。秦博士儒生叔孙通，后归汉，弟子从者百余人。汉兴，叔孙通与鲁诸生三十余人及弟子从者为汉立朝仪。这批儒生同样没人谈论“坑儒”之事。如果都用年代久远，文献湮灭为由来解释这种现象，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辩》文提出“《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三十五年在咸阳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是一色的儒生”。而《史记・儒林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周文”认为，“术士从广义上来说也可算作儒生。”笔者知道，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少，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可以商榷。
自春秋战国以来，私学勃兴，诸子百家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争鸣。儒家始终处于显学地位。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起，排斥儒家，出现“无儒”局面。但是自昭王以后，情况发生变化。秦王嬴政上台后封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文通君，给足了儒家的面子，其他学派无此等待遇。秦置七十博士，儒家占多数，也有其他家，像卢敖是方士，黄疵是名家。博士作为皇帝的顾问备员，各有职掌，分工很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在驺峄山举行祭祀典礼，来歌颂秦朝功业，特地征集齐、鲁地区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至秦山脚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做梦与海神交战，就请占梦博士来圆梦。司马迁属于儒家，《史记》有《儒林列传》记儒家代表的事迹，同时有《日者列传》记方术家的事迹。两者分得很清。汉武帝太初元年，朝廷组织编制新历法。参加者既有通晓历法的政府官员，也有精通律历的民间专家。在改革历法过程中，盖天说与浑天说产生激烈争论。司马迁信奉盖天说，在宇宙结构学说中属守旧派。他编制的新历法把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定为甲寅年，与当时的实际干支顺序相差22年。民间历法专家术士唐都、落下闳信奉浑天说，在宇宙结构学说中属革新派。他们编制的历法经过验证，“晦朔弦望，皆最密。”特别是关于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会出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罕见天象的推算，准确无误。最终在十八家改革历法方案的较量中胜出，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身为太史公的司马迁竟然在《史记》中没有把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争论记录下来，也没把《太初历》记录下来，更没把术士唐都和落下闳的身世、业绩、归宿记录下来，反而把自己编制的被淘汰的《历术甲子篇》附录在《史记・历书》后面。由此可见，身为儒家的司马迁，门户之见极深，他看不起术士。正因为这样，说术士“也可以算做儒生”，在司马迁那里行不通，这不是司马迁的思想。
最后，我想声明，如今是历史上最清明的时代，大家什么话都敢讲。笔者既然敢把对“坑儒”的怀疑，白纸黑字，公诸报端，心里根本不存在“周文”所谓什么“虚”，更甭说“虚得厉害”。在学术上追求真理，修正错误，让我们浑身是胆。“虚”，我真不知道周先生怎么想出来的。慈父恩师时常教诲我，“做事一定要留有余地，话不要说满，事不可做绝”。话说满了，事做绝了，被人揭露出来，违背事实，于理无据，那多尴尬。“周文”指责《辩》文用了不少“表示不确定的词语”，这完全属实。究其原因，这就是慈父恩师教诲所留下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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