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普通高校调整后，教育部所属普通高校由原34所增至71所。湖北武汉就有7所，占1／10，仅次于北京。但是，在原国家教委审批的21所民办普通高校中，湖北没有一所入选。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到1999年，湖北只有4所民办大学，在校生仅1742人，教职工仅358人，资产总计9528万元，教学仪器826万元，图书8.72万册。
1984年，湖北就应运而生了为自考助学而设的湖北经济管理大学、湖北中山自修大学、武汉成才自修大学等。十几年后，除了湖北经济管理大学（又称长江职业学院）一枝独秀外，其余的都在苦苦支撑。曾有人把湖北的产品不长久、树不成名牌的现象形容成“醒得早、起得晚”，湖北民办高校的发展状况也应了这句俗语。湖北民办高校为何长不大？制约因素有哪些？
武汉珞珈山辅导学院院长冯文权说：“角色错位”是湖北民办高校发展的阻力之一。该演花旦的不去演花旦而是去演小生。他说：湖北省有许多公办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赋予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任务，希望其培养、造就出大批高质量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的工作重点应是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到国际上去争学术地位，而不是与民办高校去争高教自考助学班的生源，目前这些公办学校中，要请大量的教师去讲授自考班的课程，其结果必然是影响其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影响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质量。如此下去，势必造成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两败俱伤，不仅影响了公办高校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而且也威胁到民办高校的生存和发展。为此，建议政府出台有关政策，迅速纠正角色错位现象，明确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任务。
各类大学到底如何定位与分工？教育家刘道玉教授认为，全国各类大学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如成人高教（准确的提法应是继续教育）非成人、高职教育无职业、自修大学不自学、夜大学全白天上课、重点大学降格以求等。这些问题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
在众多原因中，最主要的是没有建立向民办大学投资的良性机制和配套的政策。刘道玉曾感叹道：“中国的民办教育太难啦！在今日之中国，既缺少教育慈善家，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实业家和教育投资家，倒是不乏以赢利为目的的炒作民办教育的商人。”
冯文权院长认为，民办高校由于没有名声，根本不可能吸引无偿的投资者，目前无偿地对我国名牌大学投资的大多数是一些大企业家、大富豪，如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等。而众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投资是讲究回报的，但是按目前的政策，投资于民办教育的资金是不能回收的。因为民办非企业免税，不能分红。这种分配机制难以吸引社会投资者。为此，建议修订现有的分配机制，即办学收入除去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外，余下的部分，40％作为发展基金，20％作为奖励基金，40％作为股份基金，这些股份基金可滚动发展，其所有权为投资者所有，但首先用于学校的建设，经过若干年后，可归投资者，即股东所有。
民办高校，全国在发展，湖北怎么办？刘道玉提出了一种新模式——“三合模式”。这“三合”是指联合、综合和复合，意思是：在办学体制上，要搞联合；在给学校的性质与任务定位上，要走综合的道路；在培养目标上，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刘道玉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些联合中，对民办大学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办教育家与实业家、金融家的联合。而“综合化”包括三个层次，即学科综合、类别综合和层次综合。首先，民办大学的任务不能定位在某一种类型上，而应当多样化，普通高教、高职教育、自修助考、继续教育、职前短期培训（包括水平资格认证教育）——这是提供给民办大学的菜单，各校可以择其所需，逐步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其次，是层次的“综合化”。所谓层次，是指学阶，即中专、大专、本科不同的学习阶段。民办大学要运用自己独立自主的灵活办学机制，打通学阶之间的限制，构建各学阶之间的“直通车”和“立交桥”，实行宽进严出，这对于减轻应试教育的压力是有好处的。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函授大学校长游清泉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转变观念，大力扶持，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提案。他认为，应尽快进行民办教育的立法工作，制定并出台有关法律以及相关的配套政策条例，以确定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维护举办者、办学者、民办教育机制和师生的合法利益。
武汉科技工程学校校长艾昌清认为，积极推行各类民办学校的合作，采取股份制，实行资源重组，创造条件有利于“撤二合一”，形成新的民办教育机构的实力，有利于设置民办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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