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遗传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解放后历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遗传研究所所长、生命科学院院长；第15—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和第十八届在中国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和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名誉主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思想上一直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我是1909年出生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我12岁，正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读书。此后的七十五年中，我读书求学问，出过国，留过洋，去过大洋彼岸、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后来又回国，长期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也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我曾有幸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其中一次，是被人们称为毛泽东“既问苍生又问科学”的“西湖夜话”。在那次毛泽东同时约见周谷城、赵超构和我的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对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毛泽东博览群书，他早年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汤姆生的《科学大纲》等，为了研究农业科学，他曾经认真学习了土壤学、植物学和微生物学理论。直到晚年，他仍然在认真阅读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摩尔根的《基因论》等著作。他曾三次关心当时国内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的现象，并进行了纠正。他亲自多次鼓励我，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文革”期间，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名要解决包括我在内的8位科学家的问题，并说“谈家桢还可搞他的遗传学嘛！”直至1974年冬，毛主席在病中，还托王震同志带来口信，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我发表的文章。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对中国发展遗传学的远见卓识和明确信念，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人类科学的发展是一致的。
我也一直没有忘记周恩来总理在关键时刻对我的保护。1966年下半年，当时复旦生物系的“革命师生”进京上访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指示办公室就我的问题明确表态：“谈家桢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漏网右派。”
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这一表态，使我在那段艰难岁月中能一直保持着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信念，能鼓足勇气，顽强地和逆境抗争，翘首以盼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那一天。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为中国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与世隔绝多年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
随着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基因资源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人口多，民族多，家系多，疾病种类多，是世界上少有的“基因大国”。这一事实，自一段时间以来，已引起部分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当然，由此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人类基因资源的严重流失。毋庸讳言，这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场没有硝烟的“基因争夺战”。
有鉴于此，我就此事提笔上书中央，坦诚己见。
日理万机的江泽民总书记当天就仔细阅读了我的来信，并当即作了重要批示，认为我的意见是十分恳切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随后，李岚清、宋健、彭云也很快作了批示。这表明，这些意见和建议，已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保护祖国人类基因资源的问题也已被政府有关部门列入议事日程，并正在提出解决的办法。
时值世纪之交，一场没有硝烟的高科技竞争——“人类基因资源争夺战”，正在全球范围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如果真要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1998年3月4日，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已经在这场竞争中迈出了坚定而自信的第一步。
我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里程中，历经对比，清醒地看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会出现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也就是我，一个92岁高龄的老知识分子，一个从教会学校出来、留过洋、做过摩尔根学生的老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一直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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