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引我努力奋斗

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我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和中国电子科技的重要开拓者。1938年在延安就负责我军骨干无线电台的研制生产。新中国成立以来，负责了我国第一个超远程侦测雷达的初期研制工作，组织指导了我国第一套大中型系列化电子计算机研制前半期工作及小型系列机研制，是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者和筹备者之一。

1921年我党建立时，我不过是初小二年级的学童，然而，也不能不感受到国家的灾难和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我都是在爱国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度过的。入大学、学电工是继承了父亲的专业——他是中国北方最早的电报生，后来做过北京的电话局局长。因此我很小就接触了电信技术，初中时就参加业余无线电的活动。受学以致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1931年，中学毕业后，我放弃考入清华大学的相当高的名次，而选择了远离家乡的上海交通大学。因为当时清华还没有开办电工系。

刚刚进入大学不久，“九一八”事件发生。才过了年，又是“一二八”事件，日军侵入上海。那时我在上海一个无线电制造厂工作，亲历了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然后是随厂迁到汉口。紧接着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汉口也处境危急。残酷的现实使我对依靠国民党抗日几乎绝望，而完全寄希望于共产党。当年也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好友钱学森曾对我说，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这几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一生的道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于是在1938年3月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中央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建厂和初期设计生产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的工作。

延安当时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住窑洞，吃小米，拿很少的生活津贴。朱总司令每月也只有五元。我是工程师，特别优待，每月有二十元。然而许多青年在一起生活、工作，却是亲密、活泼、快乐的，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当时生产的物质条件也很差，材料缺乏，设备很少，但是我们克服困难，仅在1938年底之前，也就是七个月多一点时间，就生产了六十多部电台送到前方。

1939年，党组织“撒”我到大后方重庆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坚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完成组织委派的任务。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董必武决定我留在党外做统战工作。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在红岩村接见了我等3位同志，并勉励我们多做知识分子的工作。1947年，全国解放在即，新中国建设急需技术人才，我党高瞻远瞩，决定派遣一批青年到海外留学。1948年9月，我只身赴美，随身携带的仅有党的地下组织资助的500美元。鉴于我的科研业绩，加州理工学院建议我直攻博士学位。我用了23个月便完成了课程和论文，直接获得电工、物理和数学专业的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授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与我商量，决定同时回国。我婉谢导师的挽留，坚持回国。钱学森则遭美国政府迫害并被扣押，5年后才得回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1950年9月我回到北京，投身如火如荼的祖国建设。几十年来，我以沟通产业界与学术界为己任，尽管作用不尽理想，总是尽我所能。对我国电子科学的开拓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是我毕生引以为自豪的。

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开始，到后来成为两院院士，我几十年的经历也有大大小小的曲折，对于年轻人也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体会到，要把个人追求真理、渴求知识的热忱，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经历了旧社会灾难岁月的知识分子，我的爱国救国理想经过曲折的道路才得以实现。现在的青年是多么幸福，有党指引道路，有良好的条件，应该更加珍视，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