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江苏无锡人，1937年2月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他负责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引起我国报业和印刷业的一场技术革命，使我国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迈入了“电与光”的新纪元。该系统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和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首，王选教授也被誉为“当代毕升”，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多项国内外奖项和北京市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荣誉称号。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科技人员和教师，1954年抱着科技报国的志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作为专业方向。1966年时我还不到30岁，正处在科学创造的高峰期，“文革”灾难降临了，我无权参加尖端科研项目，身体又很差，但出于对科学技术的执着，仍坚持研究工作。1975年我听说国家有一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项目——“七四八工程”。当时我在病休中，但党和国家作出这项发展高技术的决策，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激励。经研究和试验，我提出了一条发展汉字照排系统的新的技术途径：跳过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方法，解决汉字字数多、因而字形信息量很大的难题。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好似一股春风，送来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当时北京大学从事激光照排项目的主要技术骨干大多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出头的中年教师，在科学大会春风和党的一系列政策的感召下，大家锲而不舍地投入科研攻关，立志要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
“七四八工程”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怀。1974年8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立项，因此得名。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北大关于“七四八工程”的一份报告中亲笔批示要求予以支持。同一年，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负责人的江泽民同志在一封长达三页的亲笔信中，指示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支持北大的这一项目。北大方正发展过程中的每个关键时刻，我们都能感受到党的正确方针的重要作用。
1979—1984年期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比较注重写论文，提职称也主要看论文，一些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甚至繁琐的工程项目，这种风气当时对北大负责的激光照排项目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我们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此顶住了压力。1984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一方针和相应的措施很快使风气改变，对项目第一线上艰苦奋斗的科技人员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又制定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批采用新机制、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关村一条街上，随即北京新技术试验开发区成立。在这种环境下，诞生了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北大方正前身），实现了照排系统从科研开发到生产、销售、培训、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商品化的进程，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业“告别铅与火”的一场技术革命。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平同志指示，可以进行试验。深圳和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第一批上市企业的试验结果，表明股份制对筹集资金、明晰产权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积极作用。接着四通、联想、方正等企业又以红筹股的形式相继在香港上市，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内部管理与国际接轨。
二十多年前，我是处在创造高峰、并工作在第一线的小人物，幸运的是遇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幸运。最近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从而给了年轻人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我相信，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高技术、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地位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广大科技人员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素描作者：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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