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历史责任

路甬祥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小平同志做了一个英明果断的决策，选派一批青年人到国外去学习进修。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方毅同志跟德国洪堡基金会签订了一个协议，恢复与德国洪堡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交往，从国内选派优秀的青年学者到德国进修，从事一到两年的研究工作。我记得当时科学院的有关部门到浙大来遴选了七个候选人，后来德国方面派来一个团组又考察遴选，从七人当中遴选了三个，我是其中之一。

1979年2月7日，在出发前，院领导接见了我们，讲了几个要点：第一，派你们出去是党中央的决定，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第二，希望你们把先进技术学到手，为建设国家服务；第三，历史上前几代的留学生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文革”后，国家再派你们出去，而且派到西方国家，希望你们把西方的先进科技与管理学回来，建设国家。我当时就觉得我们肩负了重要的责任。

到德国出机场以后，机场现代化的设施，附近高速公路上不息的车流，沿途所看到的城乡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都给我思想上以强烈的震撼，更加感到我们有责任把先进技术带回去，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成为我在德国留学进修期间的动力。

当时德国已经实现五天工作制，我基本上一星期工作六天半。这两年多是我精力最集中，也是工作最紧张的一段经历，我在德国获取了五项专利，到1981年5月，又顺利通过了答辩，取得了德国的工程科学博士学位。德国人挽留我，希望我能留下来工作。我跟他们说，这里虽然工作条件很好，但是我有自己的祖国，我的事业在中国。回国不久，方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给予很多鼓励。在我回国以前，我驻德使馆和当时的国家科委与计委，还有机械工业部，都为我回来工作专门做了研究，并提供一笔资金供我在德购买部分设备，我也用洪堡基金会给我的资助购置了一些仪器设备。浙大的领导和同志们，积极支持我在浙大建立一个流体传动与控制实验室。现在，这个实验室已经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部支持的现代工程技术中心、教育部的重点学科，成为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我本人已经培养了35位博士研究生，加上其他教授，已经培养了50位左右的博士生。

现在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的知识创新工程，是为了适应国际上科技创新的发展态势而提出的，直接的动因是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科学院原来的改革成果，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进行战略研究。研究发现，日本和东南亚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除了病态的金融体制和产业结构类同外，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体制创新能力不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要持续发展，除了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环境以外，必须同时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加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包括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因此，我们写了一个报告《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于1997年12月上报中央领导。后来我们又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1998年5月中旬，向中央上交了第二个报告《关于实施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报告》，对科学院自身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位置做了一个定位。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朱总理任组长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的原则批准，从此知识创新工程就推开了。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向新世纪在中国科技改革方面所做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决策，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知识创新工程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与领导下进行的。1998年春天，在执行时间还不是太长的时候，迎来了科学院50周年院庆，江总书记为科学院50周年题了词，希望科学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安全与社会进步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为科学院未来的科技创新目标做了战略定位。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列为科学院在新世纪的办院方针。

知识创新工程在国内外得到了很强烈的反映，国内科技界大都支持和认同这个改革，国际上两家著名的杂志《Nature》和《Science》也都作了专门的报道。许多国家的科学院领导人也非常赞赏我们的改革，他们不光是口头讲，而且都采取了实际行动。比如德国、法国都在科学院内建立了联合实验室，这是过去历史上很少见的。这是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有信心的一种表示。

中国现在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无论是党员知识分子，还是非党员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承担着光荣的历史责任。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先进思想的重要传播者，科学技术的重要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就是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责任！
（素描作者：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