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对知识分子问题都提出了重要思想；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大关头，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很欣赏舒同的文章和书法。两人经常切磋书法，在江西苏区毛泽东就送给舒同两个“雅号”，一个是“马背书法家”，另一个是“党内一支笔”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集合着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毛泽东与他们亲密相处，并肩战斗，留下了许多佳话。
舒同当年经常在《红星报》等报纸上撰稿，鼓舞士气。毛泽东和舒同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春天。那天红军刚刚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官兵们正在打扫战场，在弥漫的硝烟中，毛泽东握住舒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看过你的字。
舒同为毛泽东的诗情所折服，毛泽东也很欣赏舒同的文章和书法。两人经常切磋书法，在江西苏区毛泽东就送给舒同两个“雅号”，一个是“马背书法家”，另一个是“党内一支笔”。在长征路上，舒同在沿路驻地刷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穷苦人当红军。到达陕北旬邑县时，红军请当地的一个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人不肯。他说，共产党好是好，但是文化不高。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让舒同以中央领导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那人看了这封信十分感叹，他说，字好，文笔比我还好，共产党里有人才。当年，红军、八路军中有人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经常向人家推荐舒同。闻名于世的“抗大”校名“抗日军政大学”和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这样由舒同题写的。
毛泽东与郭沫若也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读后，很少写长信的他，在当年11月21日亲笔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从这封诚挚的长信中，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
在漫长的民主革命岁月中，毛泽东汲取历史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农民的觉醒和参加，是决不可能成功的。同时，他也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丁玲到前线不久，就收到毛泽东为欢迎她写的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重视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胫而走，播扬天下，在党内，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了寻求真理，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跋山涉水，奔赴延安。毛泽东对这些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非常关心，非常尊重。
毛泽东在陕北接触的第一个从白区来的文艺人才就是丁玲。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女作家。1936年11月，在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丁玲从国民党的囚禁中逃脱出来后，辗转到了陕北。她初到时，毛泽东就关心地询问：“现在打算做什么？”丁玲说：“想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还赶得上，最近可能还有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吧。”
丁玲到前线不久，就收到毛泽东为欢迎她写的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读了毛泽东的词喜出望外，她决心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当年这首词附在给陇东前线的聂荣臻将军的电报里，40年后，在毛泽东逝世10周年时，才公之于世。
抗日战争中，丁玲作为陕北文协的主任，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起西北战地服务团，去前线巡回演出。临行前，毛泽东几次与她谈话，指导她如何做好工作。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因写了批评革命队伍内部不良现象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遭到很多批评。有人认为她的文章伤害了许多人。毛泽东及时指点并保护了她。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请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到自己的住处谈重大科学问题。几个人坐在毛泽东的床边，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即将诞生。毛泽东在筹划建国大计时，亲笔书就给民主人士和知识界名人的信函，诚邀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事。1949年2月2日，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茅盾、翦伯赞、吴晗等人的信中，满腔热情地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面对当时正在迅猛兴起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对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非常重视。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毛泽东就把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请到中南海探讨我国的石油问题。李四光根据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向毛泽东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认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他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后来毛泽东作出了进行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从1955年开始，全国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得到大量有价值的石油资源数据。特别是大庆油田的发现，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充分肯定李四光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找石油。毛泽东的鼓励让李四光感到获得了力量的源泉。
毛泽东经常同科学家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1964年2月6日，毛泽东请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到自己的住处谈重大科学问题。他们谈天文、谈地质、谈尖端科学，几个人坐在毛泽东的床边，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毛泽东的卧室、床上摆满了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就随手翻到哪。
为了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毛泽东还请专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1955年1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他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请来的老师是李四光、钱三强。许多科学家至今仍怀念毛泽东，说中国的科技工作能有今天这样大好的局面，不能忘记毛泽东推动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创业之功。
50年代分歧意见最大的学科之一是遗传学。以苏联米丘林为代表和以美国摩尔根为代表的两个学派严重分歧、激烈争辩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和重视。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就东欧一个国家的遗传学家们对其国内曾经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写了一封信，让中宣部邀请科学院和有关同志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学者各抒己见，对几十年来世界上两大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深入研讨。这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当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从8月下旬到9月初，《光明日报》以大量篇幅，连续发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摩尔根学派的李汝祺教授参加青岛座谈会后，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发表在1957年4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次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亲自代《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个按语，为文章重新作了一个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按语中写到：“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
复旦大学教授谈家祯当年被视为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据他回忆：“1956年青岛会议后，我在怀仁堂向毛泽东汇报会上的情况。毛泽东说：‘应该取长补短。’我把学习《矛盾论》的体会告诉他，他鼓励我：‘不要怕，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以后，毛主席多次询问我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当了解到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他就语气坚定地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直到晚年病重期间，仍在关心遗传学研究。”
1958年10月25日，毛主席让人转告光明日报总编辑：“《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我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专刊”
毛泽东在世时爱看《光明日报》，尤其爱看文、史、哲几个专刊。因为他非常关注学术界的动态，希望活跃学术界的空气，促进学术的发展，繁荣文化。从中也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特点和风格。
《光明日报》用专刊的形式，依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革”前进行了10年学术宣传和学术争鸣，组织了多次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学术讨论。每一次大的学术讨论，毛泽东都很关心，还经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有比较重要的文章见报，常常在当天上午毛泽东就看过了，他还在各种会议和不同场合推荐给别人。
1958年“大跃进”时期，社会各方面的来稿量猛增，版面紧张。10月25日《光明日报》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当时正在郑州召集有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一些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的毛泽东也看到了这则启事。他马上让吴冷西给《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在昨天的谈话中曾指出：‘《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我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专刊。’他要我把这意见转告您。”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哲学》、《文学遗产》又继续出刊了。
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登出郭沫若的长文《谈〈胡笳十八拍〉》，文中提出为曹操翻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2月19日《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发表了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文章《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毛泽东看了后，同意翦文的观点，他说：“这个案应该翻！”从此关于曹操评价的讨论，引发了全国学术界、甚至很多普通群众的兴趣，各行各业的读者踊跃投稿参加讨论，仅前4个月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学术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吴晗、刘大杰、王昆仑、谭其骧、周一良等都撰文争鸣。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地的报刊纷纷刊文，参与讨论。这场讨论延续了将近一年，使一些怀疑“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应该实行的人改变了看法，对我国学术界的繁荣产生了特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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