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当今时代,能否拥有、掌握先进文化,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这一重要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南,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积极贯彻落实。
中国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中,它具有思想保证、价值导向、组织管理和精神凝聚力等巨大作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大力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努力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当代价值。要进行理论创新,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人文社会科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价值体系;既是科学,又是意识形态。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决定了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这是繁荣和发展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则。
社会实践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源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发生、发展,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产生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而伟大的实践也孕育着伟大的理论,理论创新必须植根于改革实践,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践精神和群众观点,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正像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中指出的那样:“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使自己的思想认识自觉地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其次、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追求光明,追求科学,追求理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理论创新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没有追求光明,追求科学,追求理想的精神,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一次理论创新、理论变革,都遭受到传统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力量的反对。《共产党宣言》在欧洲诞生之初,就被欧洲反动势力视为“幽灵”,加以围剿。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国家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我们可以更加自觉地站在时代前列,追求光明,追求科学,追求理想。
其三、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营造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登上科学高峰,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寄希望所谓的“速成”、“文化快餐”,而需要博览群书,孜孜以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在社会发展瞬息万变,诱惑随处可见的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要坚守自己的学术气节,克服浮澡心理和急功近利的倾向,力求突破,力求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学风,离不开成熟的、宽松的、和谐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环境;要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既要尊重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又要提倡积极的、健康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要有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还要尊重研究者的原创性劳动,建立健全保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有关制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评价机制,严格学术规范,提倡学术尊重、学术关怀。
其四、必须加快科研体制的改革,建立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机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与研究之所以存在理论脱离实际或者相对滞后的现象,与我们的科研体制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学科之间综合、交叉与渗透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体制愈发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这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当代价值的关键问题之一。要逐步打破自我封闭格局,引进竞争机制,形成有不同投资筹资来源、不同组织管理模式、公正公平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的科研体制;要探索出一种能够把应用研究、咨询服务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起来的有效方式和运作机制。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