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湘，1960年生，湖南资兴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1981年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198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85年至1988年被聘为英国剑桥大学Fitzwilliam学院Rutherford Research Fellow，1988年起任中科院计算中心研究员，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访问美国Colorado大学和美国Northwestern大学，1991年任“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2年7月至1993年6月访问德国Wuerzburg大学，1993年被评为计算数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5年任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6年任“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7年任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所长。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兼任《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杂志副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杂志编委以及多种国外学术杂志的编委。对非线性优化的算法及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结果。1985年在英国伦敦获首届L·Fox（青年数值分析）奖。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0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1995年获首届冯康科学计算奖。1996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8年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个人成长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宏观环境。如果没有党的拨乱反正，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就决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哪怕高考恢复晚几年，我也就可能和其他千千万万农村青年一样，二十几岁就忙着结婚当爸爸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社会已开始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知识分子成为时代骄子。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中科院冯康先生的研究生，很快就被组织上选派去国外留学。那时是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家就决定选送留学生，是非常有远见的。
从有机会上大学，到有机遇去英国留学，自己的成长完全离不开国家和社会大的宏观环境。我们一代和被“文革”彻底耽误的上一代比，真是太幸运了。我们这一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所以也理所当然是改革开放的支持和拥护者。
正因如此，我非常珍视每一个求知机会。在大学期间，仅数学分析一门课，除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做完了《吉米多维奇习题集》上的四千多道题。那时候，我们一起上大学的大多都被“文革”耽误了几年，即使像我这样年纪很轻的，也已回农村干了三年的农活。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的劲头真是非常高。
在国外学习期间，自己深感此时学习的好坏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国家。总觉得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学好，不说为国争光，至少不能给中国丢脸。自己从山沟里来，如果不是国家的政策好，哪有机会上大学和出国？如果不好好学习，报效国家，又如何对得起国家的养育之恩？报答祖国，希望祖国富强，成为我不断努力、不断奋斗的动力。当然，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对科学的热爱，好奇心，对社会发展的关注等等，这些也都驱使着自己不断对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自己的成长是深深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的。
1988年回国后，在党组织和老一辈科学家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很快就走上了重要的学术岗位，一回国就被聘为研究员，当时才28岁，是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又有幸参加了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参加了国家攀登项目“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方法和理论”的筹备、申请和组织工作。后来参与了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的组建和领导工作。组织上的培养和委以重任，使自己在学术上能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在科研经费上，国家基金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先后得到了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以及重点基金的支持。这些，都为我的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通过回国这十多年的经历，我自己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这激励着广大知识分子更加努力地为国工作。具体到我个人，我从小生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感谢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培养。这些年，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也对我的工作给了许多支持，这些，都将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报效党、国家和社会。
（本报记者张传亚采访整理素描作者：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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