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正，1916年生于天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气象学家。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主持气象研究，曾任中科院副院长、顾问。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气象学会、美国气象学会和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荣誉会员。从事大气科学研究逾50年，在大气动力学、大气环流、气候学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等广泛领域取得开创性研究成果，屡获自然科学奖等国家奖励、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等奖项，1995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发表论文110多篇、专著8部，是中国动力气象学和全球变化的奠基人，在世界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
作为从旧中国一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我有着现在年轻人体会不到的强烈感受，那就是中国从过去受尽屈辱的地位上真正站起来了。现在美国都将我们视为对手，我感到很自豪，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了压力，因为中国站得还不够“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想站得更“挺”，还要发展我们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
1949年10月，我在得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立刻就要求回国，但遭到美国的多方阻挠，美国气象局甚至想通过待我很好的导师说服我留下。我坚决地对我的导师说，我要将在芝加哥学到的先进科学带回中国，建立中国自己的气象学派。经过一年的波折，我终于坐船从香港转回了内地。回国后，国家给了我多方面的支持，我开始着手深入系统地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和气候的影响，开拓了青藏高原气象学。这方面突出的是，我发现青藏高原在夏季是一个巨大的热源，而在冬季是个冷源，由此我进一步发现了大地形的热力作用对天气和气候产生重要影响，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大地形仅有动力作用的认识。这个创新研究引出了国内外大量工作。70年代，我还和同事们建立了我国的转盘模拟试验室，巧妙地把大气环流理论与流体实验结合起来，在实验室里直观地显示了青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动力和热力作用。
解放初期国内的困难环境和艰苦条件并没有吓倒我，更不妨碍成就的取得。1979年我带领中国气象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我当年的一个美国同学已成为著名气象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他私下里问我：“你现在后悔回去了吧？”我说，在十年浩劫中我被打为美国特务时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是绝不后悔。第一，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做事；第二，我认为一个科学家的成就并不完全在于论文成果，更在于对事业的贡献。在气象学方面，我只有在祖国才可能作出这么大的成就。祖国给我的机会要比美国多得多。
要说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还不是回国初期客观物质条件差的那一段，而是在80年代建立并开拓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时候。1984年我作为兴起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国际上全球变化的研究，这个研究把地球的各个部分，比如大气、水、冰雪、海洋、陆地和生物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中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从而进行包括气候在内的全球环境演变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地球科学最大、最复杂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其最大特色之一，是把地球有生命过程和无生命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强调了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国内推广这项研究时，我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全球变化，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甚至有人说，全球变化，就让它变好了，关我们中国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我组织少数几个人先做了预研究，收集相关资料编写了《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等三本书，并于1992年正式出版，逐渐让大家接受了全球变化研究。如今，全球变化这项研究已在中国全面生根。
回想50年代刚回国时，我们的气象事业可以说是人家外国“大西瓜”里的一个籽。几十年过去了，原来的一粒籽已经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了，而我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其他一系列成果：发现东亚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是一种突变，即在每年6月和10月大气环流有两次突然变化；首次把群速度概念引入大气环流理论；提出大型准地转运动的尺度影响概念和运动的多时间尺度理论等等。
如今，我已经退出了一线，但还没有退到二线。现在我正为“973”计划中的一个有关全球变化为背景的课题作建设和顾问工作。我已经85岁了，愿把我的余生贡献给祖国。我这辈子可能看不到中国的科学事业全面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那一天了，但我相信会有那一天并希望它早日到来。
（路明月采访整理素描作者：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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