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培养下成长

多年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主要研究课题有：矿物浮选和浮选药剂；硫化矿浮选电化学与电位浮选技术；细粒浮选和矿粒絮凝分散；浮选溶液化学；硫化矿生物提取科学与工程；矿冶过程应用表面化学；矿山冶金废渣废水处理等。在矿物浮选和浮选化学、浮选药剂研究中有创新性成果。发表著作8本，论文300多篇，曾获多项国家级奖励。

刚解放时，我才15岁，初中未毕业。回想50多年来的经历，深感是党把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培养成为博士生导师、两院院士。

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考上东北大学政治学院，半年后结束学习，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1950年开始在有色金属工业局（先在沈阳，后到北京）工作，并且加入了共青团。1956年我22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青年人中掀起了学科学的热潮，组织决定派我作调干生去上大学。我抓紧时间复习课程，报考了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现已改名为中南大学）。这年8月底我离开北京前往岳麓山下的矿冶学院，毕业后留校，直到1991年我58岁时奉调回北京。

五年的大学生活，为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系统的科学基础，也扩展提升了我的文化知识层面。三十多年中我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前后共参加过包括稀有金属矿、有色金属矿、铁矿和非金属矿的选矿加工工艺研究，浮选化学和浮选药剂的研究以及矿冶三废处理、环保研究课题等大约十四、五个课题的研究。

这期间经历了重重困难，先是中文参考书极少，直接看英俄文参考书要克服跨越专业的基础知识和语言障碍，后是六、七十年代顶着被冠以“白专”、“名利”之帽的压力搞研究，为躲避批判、指责，曾用笔名发表科技论文。文革期间实验室关闭不能工作，就在家里计算推导，为了某一难题，常常瞑思苦想，甚至废寝忘食，经历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困境，也体验到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欢愉。就这样，三十多年里都是12点以后才休息。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科学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了发挥积极性的良好环境。我们这些党和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渴望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贡献，当时只感到时间不够用，从图书馆到实验室，除去必要的吃饭和睡觉休息，恨不得把一天当两天使用。从1980年到1990年前后十年多的时间里，我与人合作撰写出版了3—4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研究论文，获得了多项省部级、国家级奖励，研究方向也扩展到较宽的题目上。1984年，经过群众推荐和领导考核，任命我为中南矿冶学院副院长，从此开始既搞教学研究，又做管理工作。一年后担任院长，全面负责学校的工作。中南矿冶学院还借国家大力发展教育的好时机，被批准更名为中南工业大学，我又任校长。到1991年我有幸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取得的这些成绩，都是与党的关怀和培养密不可分。

我曾有机会多次到国外作访问学者和参加学术交流，既学到了国外的新成果新知识，也宣传交流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渐渐地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矿物加工工程领域知名度不断提高。1990年，我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这表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和业务水平得到美国同行的重视关注。

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深切感受到党的伟大。我在学校上课，起初用的教材都是苏联、美国等国家的，看的文章也都是外国的，那时觉得理论都是人家的，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我们的位置；改革开放的良好机遇及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我们取得了研究成果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原来仰慕的人现在成为合作者和好朋友，我们也有机会走上世界科学技术讲台，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几年由于国际合作常到东欧一些国家去，对比很强烈。虽然他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我们高，但老百姓生活水平许多方面还有差距，老百姓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信心不足。强烈的对比中使我更深刻感到，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制定出了一整套的正确理论、方针和目标，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短短5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排在世界第七位，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

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是指导党的建设和发展各项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对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党员也提出很高的要求。我个人要深入学习，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挫折和困难，我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