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就业的基础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离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充分就业，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失业问题就万事大吉了。要知道，经济扩张并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增加，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失业型的经济增长。这涉及到就业弹性。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对比，用公式表示为：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由公式可知，就业弹性一定，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增加就业量；经济增长率一定，提高就业弹性，也可以增加就业量。但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相当不容易，相对说来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就业弹性则更为现实，难度也小一些。因此，我国在推动经济回升和扩张的同时，要不断创造条件，推出一些旨在提高就业弹性的配套政策：
第一，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强化政府的扶助力度。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低，资本相对分散，吸纳每一劳动力就业所需资本额也较少，或者说同量的资本额，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因此，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中小企业的贡献远远大于大企业，大企业望尘莫及。国外经济也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中小企业密切相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显得更为迫切。21世纪初，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因此，政府必须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比如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保证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这里有必要提及乡镇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区别。乡镇企业具有中小企业的特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可能融入市场经济下各种一般性的普通企业类型之中，但现阶段尚不宜将乡镇企业直接说成就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具有普通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功能。乡镇企业的最主要贡献是为农民兄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而城市中小企业不能直接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因此，当前需继续考虑乡镇企业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出台一些特殊政策，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
第二，加快小城镇建设，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哪里去？我认为唯一出路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减少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农产品的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小城镇贴近农村，拥有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利”。小城镇是大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空间上的联结点和过渡区域，能自动阻止农村剩余劳动力冲击大中城市。因此，小城镇具有类似于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小城镇迅速崛起，已与大中城市、大乡村三分天下，成为地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是，广大内地的小城镇建设尚非常滞后，同时也有很大的潜力。小城镇建设中，必须最大限度扫除阻碍剩余劳动力进入小城镇的羁绊。只要小城镇真正发展起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乃至中国就业问题，将柳暗花明，海阔天空。小城镇建设可以与乡镇企业结合起来考虑。小城镇发展的重要主体是乡镇企业，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表明，没有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就没有小城镇的崛起和发展。因此，加快小城镇建设中，要支持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抓好乡镇企业布局调整，积极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要继续互为依托，同舟共济，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三，加速打破行政垄断，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九五”期间，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迅速，但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部分发达国家，非正规就业比重还非常低。目前对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规模很难进行精确测算，但各种分析表明，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发展潜力很大，并且符合未来就业模式的发展趋势。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非正规就业也是重要的就业方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更是最主要的就业渠道。当前，制约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行政垄断。据数据介绍，1997年，我国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非正规就业比重仅为2.9％，金融、保险业非正规就业比重为3.3％，而同期全国平均非正规就业比重已达到20.3％。由此可见，行政垄断行业中非正规就业比重极低。因此，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尽快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市场进入门槛，营造有利于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
这些配套政策具有明显的提高就业弹性的功能，不过在治理失业中，它们的操作一定要与经济增长相配合。离开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业弹性再高，就业也难以较大幅度增长。因此，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立足于经济增长，促成经济的全面回升和扩张，然后才是及时推出提高就业弹性的配套政策。总之，就业与经济增长十分密切，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时时关注两者之间的吻合程度或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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