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4日至14日短短的10多天里，三场高水平、大规模、跨语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接连在北京召开。它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办的“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清华大学外语系和美国耶鲁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文系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法、美、荷、日、韩、新加坡、南非、澳大利亚、中国及台湾和港澳地区学者带来的具体议题虽不相同，但都围绕新世纪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见解。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各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台湾清华大学朱晓海说，人都是活在特定的知识文化传统中，不自觉地习用某种观察、理解模式，因此常会出现视而不见的情况。要突破这种研究上的盲点，以别的文化传统发展出的视野作为借鉴，是颇为有效的途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叶舒宪认为，这种新的文化视野的反观之效，可以发现和揭示自身文化的弱点和局限，使得对原有对象的再阐释成为可能，并带来观念、方法和材料的更新。耶鲁大学布劳德海德认为，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既要承认文化的同质性，又应保持各地文化的差异，真正的文学学者理应成为语言与文化之间差异以及它们之间不断协调沟通的鉴赏家，并需要提防一种隐含的概念霸权主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杜书瀛指出，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碰撞与交往在某些方面可以达到统一，在某些方面虽难以一致，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的情况下达成某种价值共享，促成人类文化繁荣。
近年来西方各种文学艺术思潮在中国学术界纷纷登台亮相，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更新了学术观念。但是，目前文学学术界依然需要对西方文化进行系统了解与深入辨析。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说，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武汉大学龙泉明说，中国文学研究者都是从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发育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土文化是其学术创造的基础，中国文学经验与审美理念是其学术意识的核心，也是其之所以立足学术领域，特别是立足国际学术界最深刻的根源。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应该坚定不移的热爱与珍视中国文化，然后才可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确立以中国文化为学术基点的研究方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邓绍基介绍说，现在关于叙事学研究的总趋向令人鼓舞，有助于最终建立一门中国的叙事学。同样，我们也可以建立中国的阐释学、中国的接受欣赏学等等，实现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主体转换。
不间断的理论创新是保持中国文学研究先进性的重要途径。中国作协张炯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新世纪从分离走向综合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学研究同样必须建立跨学科的视野，在综合中去深化研究的内涵并创立新的边缘性学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周发祥指出，可与文学联姻的对象，种类繁多，包括数学、物理、哲学、历史、宗教、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音乐、绘画、雕塑、电影、建筑等艺术门类。文学与它们的两两联姻，已构成多种复杂的关系，诸如媒介、共生、渗透、融合、影响、平行、移植等等。正是上述关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无穷的潜能。众多学者在会议上阐述了运用多种学科，采取多种角度探求中国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最新成果。对于近年颇受关注的“重写文学史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保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已有200多部，存在的问题一是大同小异，缺乏新意；二是入史的作家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庞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逐步经典化。清华大学王宁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下限可延长至1976年.这不仅从时间上来说比较符合文学史的断代逻辑，更重要的是与上限的“五四”运动相对应。
近几年来西方文学理论萎靡不振，而中国的文学理论界逐步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举行的这三场国际性会议就是最好的例证。它表达了中国文学渴望交流的愿望，也从行动上证明中国文学研究有走向国际化的能力和实力。会议进行了双语学术交流。在“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研讨会”中，中国学者更是直接用英文与美国学者进行了有效的对话，从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耶鲁大学孙康宜经过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美国汉学家的性别研究之间互动和互补关系的研究认为，西方文学批评与传统中国文学研究正在成为相互关联日益密切的知识领域。因此，在全球交流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北京大学乐黛云说，艺术作品是作者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但在被欣赏时，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而拆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文学研究的未来很可能就是建构在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的过程中。这样的文学研究将对人类不同文化的沟通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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