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北京的《信报》、《京华时报》和《作家文摘》、“昆朋网”等媒体陆续发表了著名导演艺术家凌子风之女凌丽致读者、网民的《公开信》等一系列相关文章与报道，对在凌子风逝世后公开发表并广为传播的《风流人生———凌子风传》（余之著），《大帅———凌子风》（曹积三文）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凌丽女士的公开信和记者的相关采访报道批评了上述文章与著作“内容与事实不符之处很多”，“伤害了凌子风的形象”，对于凌子风及其因病故去的发妻、著名表演艺术家石联星“真实的历史和贡献进行歪曲”，损害了两位共同生活、奋斗了40年的革命伴侣的尊严，要求“还一个历史的真实”。
“人去情未了，心在意难平”。据《京华时报》实习记者采访报道，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就称：“在传记里把石联星与凌子风只写了一节，这是不严肃的。”石联星的学生、凌子风生前助手、北影导演霍庄介绍说，凌子风曾对余之采访的问题集中在初恋、黄昏恋上表示过异议，“如果说凌导在天之灵知道这么写，把他与石大姐患难与共的革命感情只写了一小节，而且还说石大姐与凌导的感情不好，老头子一定会感到遗憾的。”与凌子风、石联星同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曾激动地说：“他们不是简单的导演，他们是老革命，不能乱写，是不能被遗忘的。”笔者在专门拜读了余之、曹积三两位的大作之后，也忍不住要说上几句。
当今每个理智健全的人不会随意指责作者对他们所写人物的爱情生活的关注。然而问题是，余、曹二位在其《凌子风传》、《大帅———凌子风》中，在面向公众描述和评介凌子风这样一位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偏离了凌子风生命意义的本质特征！而这种偏离却反映了当今文坛、包括影视作品的一种姑且称之为“媚俗”的倾向。这自然引起了包括凌子风女儿在内的一切关心中国文坛的人士的关注。
人的本质，应该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凌子风的一生正值20世纪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作为一个对革命和艺术的追寻者，他于1938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鲁艺”、“西战团”、“火线剧社”学习工作，在敌后太行山上战斗了5年，主演了解放区的第一部电影，雕刻了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参与了我党领导下的大量革命文艺工作。1945年，凌子风与1932年就参加革命、被誉为中央苏区“三大赤色明星”之一的石联星在延安结婚。1950年，凌、石夫妇二人分别因导演电影《中华女儿》和主演电影《赵一曼》在国际上获电影导演奖和女演员奖。这对革命夫妻在为中国电影艺术事业拼搏奋斗中共同生活工作了40个春秋。在凌子风一生拍摄的18部影片中，其中15部是在这个期间创作的。在这40年中，他们有着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1982年，65岁的凌子风完成了著名影片《骆驼祥子》，第二年又摄制了著名影片《边城》，在此期间，凌子风除了拍片，几乎每天要到医院看望病重中的妻子……1984年8月1日石联星不幸与世长辞。1985年3月，凌子风又和当时在中国新闻社电影室工作的编剧韩兰芳女士结婚。他们二人合作拍摄了两部影片《春桃》和《狂》。至1999年3月2日凌子风逝世，这对夫妻共同生活了14年。
了解凌子风一生历程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余之先生和曹积三先生的相关论断。前者称：“在凌子风的一生中，艺术的高峰是在他的晚年，他的爱情生活也是晚年体现的最完美。”后者更断言：“凌子风所以能在晚年屡屡拍出佳片，除遇到了改革开放文艺新春的宽松环境，便是由韩兰芳重新激活了他的创作生命。”如此立论，不单单是明显的隔断历史和严重地背离了事实，更重要的是扭曲了凌子风这位革命文艺家的理想价值和小视或无视石联星这位革命女性的辉煌的人生存在。
推崇什么样的理想和什么样的价值观，是界定一种文化的重要标志。在当前，宣扬“爱情至上”和追踪“明星轶闻”的各类作品、文章形成一种“时尚潮流”的时候，《凌子风传》和《大帅——凌子风》的某些刻意选材和描述，至少是涉嫌卷入了这种并不光彩的潮流，且不说违背事实构成的名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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