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杨玉龄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家的传记是一种最难以驾驭的文学体裁，因为它所具有的缺陷是与生俱来的。法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里亚为此指出，比起国王传记作家来，科学家传记作者要处理乏味得多的资料。由此，卢里亚将“大多数的科学家传记”定义为了“乏味”。
无可否认，国王传记涉及权力的倾覆和争斗，要比与科学家传记所讲述的发现和思索惊心动魄得多，而且即使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科学家一生可能也只有一次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但在我看来，人类探索自然的过程洋溢着对造物主的抗争和不屈服，在身心的体验上，领略思维火花的闪现，远比阅读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要愉悦的多。所以，一本科学家的传记永远胜过一本国王的编年史，就像威尔逊这位传奇和卓越生物学家的自传——《大自然的猎人》，便令人把茶遐想许多，对空回味无穷。
威尔逊自小就喜欢亲近奇妙的动物，从孩提时候起就热衷于收集标本和动物习性观察。在16岁那年，他终于被蚂蚁诱惑进了生物学的殿堂。此后，蚂蚁一直是他的灵感之源，他以这种小生灵为题写了大量的论文和好几本著作。1969年，威尔逊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然而，威尔逊并非简单地只是生物学家中的翘楚，他的另一项杰出研究领域是社会学。
威尔逊在社会学中的卓越地位的确立是以《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为标志的。1975年6月，这本700多页的著作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顿时在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引起了强烈的争论风暴。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威尔逊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有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工具。”进一步，他得出结论：有机体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是复制、增加自身的一种基因技巧。威尔逊不仅继承了他的前辈达尔文的挑战胆略，而且更是超越了一步，用自己特有的机敏和勇敢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也从“目的性”的神位上拖了下来。如此一来，也就难怪会引起轩然大波了。
威尔逊以大自然和人性为主人公，用清新镌永的文风写出了大量的科学和科普著作。同叙述大自然的故事一样，在讲自己的故事时，威尔逊亦是娓娓而谈，其中不乏有许多逸闻趣事。
在19世纪50～60年代，生物学界有过一场分子生物学和宏观生物学的争论大战，很多人都知道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是在哈佛大学，并且对立双方的主帅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和威尔逊。但是，真正了解这场生物学激烈和精彩绝伦大战的人就不多了。在《大自然的猎人》中，威尔逊对这一针锋相对的是非论战有极其曼妙的描述。他把沃森比作令自己受苦的敌人，不过，他感谢沃森等人，因为他们使自己精力倍增，而且鞭策自己踏向了新的方向。
威尔逊的坦言直说使他抛开了理性所提醒的证伪目光，让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在《大自然的猎人》中展露无影，这是他自传的难能可贵之处。这位身处群居昆虫中的哲人直抒胸臆，有时甚至完全超越了他曾经做过的理性分析。对于英雄的利他行为，威尔逊在自传中写道：“我深信他们是真正的美德，而不是为了博得旁人的赞赏或肯定才存在的。从为了完成任务而捐躯的士兵身上，我看到了一群勉力付出，却不求报偿的人。”完全忘记了自己在《社会生物学》中的相反论断。在那本著作中，威尔逊将人类对非亲族表现出的奉献行为归类为“有条件的利他行为”，他指出，有条件的利他行为本质上是自私的。他的观点是：“利他者期望从社会上为自己或其亲属获得报酬。利他者良好的行为是一种老谋深算之举，往往完全是有意识的……这种行为的心理媒介是谎言、做作、欺骗、甚至自欺，因为行为者本身对于自己的真实性是最笃信……他们所信奉的是智能的不朽，即精神的永存不灭。”
这本自传让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威尔逊，一个是热爱充满道义自信的诗人，以及生物和生命多样性的热情维护者，而另一个则是人性自觉和理性的批判者：试图剥除世界的一切假象和虚妄。人性的多重侧面由此可窥见一斑。然而，正如威尔逊的自问，在“我”的灵魂深处（或者扩大来说，在人类的本性源头），到底还有些什么呢？我们期待威尔逊能在有生之年做出更令人满意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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