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预定签定新联盟条约的前一天。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与此同时，由代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契科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紧委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3天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计划宣告失败，事件的组织者被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曾试图以此举阻止苏联的解体，结果却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实际上的权力，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开始控制国家。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解散苏共中央，但是仍然没能摆脱失去权力的命运，同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宣布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赶出克里姆林宫，存在了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10年过去了，人们对“8·19”事件的评价及其事件的细节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分歧，有些问题甚至可能永远是无法解开的谜。在纪念这一事件10周年的时候，事件的当事人纷纷出来回顾那段令有些人不堪回首，而另一些人却津津乐道的往事。
如何评价“8·19”事件？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行动？至今仍说法不一。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简称紧委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紧委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国家杜马议员卢基扬诺夫在“8·19”事件10周年之际指出；“10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得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紧委会是尝试保存现存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不是“8·19”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紧委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他被困之说与事实不符，对此法庭后来已经给予确认。卢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委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地位。这是问题的核心。
前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对记者说，8月18日，他同后来的紧委会部分成员去“福罗斯”见戈尔巴乔夫汇报情况，戈对实施紧急状态未置可否，他实际上希望借紧委会之手除掉叶利钦。因此当美国人警告戈尔巴乔夫将发生政变时，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无稽之谈”。
在“8·19”事件10周年前夕，有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如果时光倒流，您会如何处理此事？”戈尔巴乔夫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据《莫斯科真理报》透露，戈尔巴乔夫最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非常清楚策划中的政变阴谋，不相信他们会成功，所以躲到“福罗斯”中央疗养地。对8月19日发生的这场震惊世界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最痛心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委会。这是他后来辞去总书记职务，建议解散苏共的主要原因。
在“8·19”事件10周年前夕，当年的俄联邦人民代表、现国家杜马代表李森科向《专家》杂志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1991年8月21日，情况表明，紧委会不会采取严厉的措施，于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派人去“福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并委托俄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和总理西拉耶夫操办此事。在飞往“福罗斯”的飞机上，大部分乘客是军人，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是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登上飞机的。巴卡京把李森科叫到一旁说：“鲁茨科伊要惹祸。他带军人是想在‘福罗斯’搞军事行动。一旦发出一声枪响，他们就在混乱中打死戈尔巴乔夫，然后声称这是意外事件，将责任转嫁到我们身上。应该说服他放弃此项计划。”鲁茨科伊最后被说服了。下飞机时，巴卡京自告奋勇走前面。如果有人开枪，就先打他。
时隔10年，普通百姓是如何看待8·19”事件呢？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向1600名居民作了抽样调查。在被问及“紧委会成员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时，27％的人认为是巩固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16％的人认为是防止苏联解体，15％的人认为是维护苏共的权力，9％的人认为他们没有明确的纲领。在被问及“1991年8月是什么因素妨碍紧委会成功”时，1991年9月有34％的人认为是政变组织得不好，2001年有37％的人持这种观点；1991年9月有23％的人认为是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分裂，2001年有20％的人持这种观点；1991年9月有57％的人认为是人民的抵抗，2001年有20％的人持这种观点；1991年9月有16％的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密谋分子，2001年有12％的人持这种观点；1991年9月有55％的人认为是俄罗斯领导人的果断行动，2001年只有9％的人持这种观点。这里观点变化最大的是对人民的作用和俄罗斯领导人的作用的估计。在被问及“假如紧委会能够夺取和保持政权，你现在的生活会更好、更坏，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化”时，27％的人认为不会变化，20％的人认为会更好，17％的人认为会更坏。
这些数字无疑使人们更难于对“8·19”事件作出统一的评价。
10年过后，人们还在关注一个问题：谁是1991年“8·19”事件的赢家？或者说：“谁是‘8·19’事件的输家？”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竟无法统一答案。
如果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输家，那么明显与目前的现实不符，连俄右翼力量联盟主席涅姆佐夫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当年民主派中最显赫的人物即“8·19”事件中抵制紧委会的积极分子大都离开俄政治舞台的前台，而国家紧委会的成员目前的处境并不坏，卢基扬诺夫（虽不是成员，但支持紧委会）是国家杜马议员，帕夫洛夫是某经济团体的领导人，斯塔拉杜博采夫成了州长，亚佐夫是国防部顾问……当然他们也不是赢家。
如果说民主派或自由派是赢家，也难说服人。《明日报》主编普罗汉诺夫指出，民主派当年曾说，如果叛乱分子得手，国家经济将出现灾难，国家将发生内战。实际上，自从民主派接管政权后，俄罗斯经济连续数年下滑，国内总产值下降一半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力衰败，1998年俄罗斯还发生经济危机，使本来就在困境中运行的经济雪上加霜。至于内战，自由派政府不仅没有阻止内战的发生，十年来仅车臣战争就发生两次，战乱和恐怖事件此起彼伏。居民的数量在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俄罗斯人口每年自然减员达100万人。
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国地位，失去了辉煌。在这场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
在纪念“8·19”事件十周年之际，俄罗斯媒体发表大量事件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访谈。这些文章和访谈中有许多谜团和矛盾之处，事件的原委远未明朗。当年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时讲了一句名言：“我不会把全部东西都说出来的。”或许其他当事人也持这种态度。苏联不在了，它不可能总结自己解体的教训。苏共不在了，它也不可能理清自己失败的原因。所有的问题都留给历史学家了，而历史学家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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