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史》
（全六卷）
徐海荣主编
华夏出版社定价280.00元
翻开这本书，如同走进一个绚丽多姿的古今美食大观园。一页页看下去，就像从一张张香气腾腾的餐桌前走过，让人禁不住闻而生津。这书还没读到吃饭时间，肚子却已有些饿了，不知是怎么搞的。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
中国人为什么能在“吃”上独领风骚几千年？按照今人惯用的逻辑去想，其缘由，最重要的，当是有一个好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机制作保障。
史料显示，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经相当完备了。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等，都对等级之别有着严格的规定。周代盛行的青铜饮食器具———鼎便是衡量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国君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一鼎或三鼎。直至清代，这种等级上的饮食规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总的精神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吃得也要比你好。
这样的制度自然不足以催生出烹饪王国，最多只能培养些个美食家出来。实际上，灿烂的历史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一个例外：
“如果说古代士大夫鄙薄技艺，对科学技术甚少关注的话，那么对烹饪技艺的钻研和在著述方面的投入，却是一个例外。烹饪园地风景这边独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史书中，身为皇族重臣而好烹饪之道者随处可见。古史上第一个有年代可考的厨师，便是近四千年前的国王少康。他因父亲夏相被叛臣寒促所杀，投奔到有虞氏当过庖正即厨师长，后来复国成为夏朝第六代君主。据《说文》言，少康就是传说中的杜康，还是酒的发明者。商朝最著名的宰相伊尹，出身厨师，因为善于制作雁羹和鱼酱，被后世推为烹调之圣。晋朝的愍怀太子有一手刀工绝技，随意切割一块肉，就能掂出分量，斤两不差。唐穆宗的宰相段文昌，自撰《食经》50章，又称《邹平郡公食宪章》，把厨房称为“炼珍堂”。卓文君当垆传为千古佳话，太和公炙鱼，谢玄的鱼，陆游的素馔都曾名盛一时。
毫不夸张地说，这份名单对于建设烹饪王国之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如果没有士大夫对烹饪事业的这种主动参与，没有这一社会领衔阶层的积极倡导，那么在官本位色彩浓烈的古代中国，烹饪要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标志是绝无可能的。
不过，一个新的疑虑也因此产生了。古代士大夫们在做菜问题上表现出如此之高的热情不免让人有些嘀咕：放着那么多国家大事不赶紧去做，成天往厨房里钻是不是有点不像话？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礼最初是从吃东西开始的。什么是礼呢？繁体字的礼（）从衣，表示与祭祀活动有关：豆是古时肉器；豆上是什么？两串肉！
“同样是饮食活动、繁衍行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具体到中国古代，那就是‘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真正原因，而其在丰富多彩的饮食活动中的目的性、社会性、科技性、艺术性、文化性的展现，恰恰反过来又大大拓展了‘礼’的内容，赋予它新的存在价值和活力。”
换言之，对于士大夫们，钻研厨道，非但不是不务正业，反而是对礼制精神的实践。礼者，理也，“饮食者，天理也”。有了这样的文化机制作保证，士大夫们奔向厨房的路上还会有什么障碍吗？
在士大夫的引领下，烹饪艺术前景光明。整个社会，甚而包括方外的道教人士都难于抵御空气中那不断飘扬过来的阵阵诱惑。如今家常食用最普遍的豆腐，就是汉代淮南王刘安门下一批方士修道炼丹的产品。据记载，泰山斗姥宫的金银豆腐、武当山紫霄宫的芝麻山药、青城山天师洞的白果烧鸡等都是享誉天下的道家名菜。实际上，烹饪王国构建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长期创造的结果。
一位学者说过，美国文化可说是男女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饮食文化。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既然“吃”已与天理联盟，既然“礼”说话时嘴里还不停地嚼着两串肉，那么饮食之道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必然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必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