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无聊才读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句时髦用语。这话是不是古已有之，我不清楚，只知道鲁迅的《赠邬其山》诗中就有这么一句，全诗是这样的：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诗是1931年鲁迅写给他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先生（即邬其山）的，从诗的内容看，所谓“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显然是一种揶揄之词，当不得真。可是现在竟作为一种主张流行开来，实在匪夷所思。是人们的误读，还是“后现代”的什么把戏？
先听听他们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无聊才读书”反映的是读书时的一种心境。因为现在是快餐文化的时代，休闲的时代，人们不可能拿出专门的时间，净手焚香，正襟危坐地读书了，只能是忙中偷闲，随情任性地翻翻书。还有一些人认为，把书看作敲门砖，是对书籍的辱没；而把读书看作济世安邦的大业，他们又觉得有点过分。所以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围炉夜话的伴侣，辩难析疑的朋友，怡养性情的山水，寄托梦想的恋人，打发时光的消遣。
对此我不敢苟同。
如果把世界上的书分成有聊的和无聊的两种，那么读书的方法也就有有聊和无聊两种。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写道：“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他认为：“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他这样提醒世人：“我们必须踮起足尖，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予阅读才对。”所谓“无聊才读书”的心境固然不错，但我总感觉在这种状态下，大约是只能读读王朔、卫慧、棉棉、九丹的小说或某些小女人的散文或某些“你感冒时我咳嗽”之类的诗歌，最高也就是梁实秋、张爱玲了。
我赞成在一种平和的心境下读书，在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功名利禄的动机驱使下读书，但这并不说明读书可以没有目的、没有寄托、没有追求。读书的最大目的，就是去俗。林语堂说：“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他认为：“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宋人黄庭坚也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样日日读书，读好书，就能修成“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造化，这才是读书的真境界。
比“去俗”的境界更高一层的，是读书能使人养成一点思想。长期以来，我一直困惑不解，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虽然读书万卷，却仍是那般浅薄、粗野、糊涂，甚至不如一个文盲更善良呢？为什么在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斗起人来，比“劳动人民”更阴险狠毒？这除了他们读的坏书太多，吸收的书本的负面营养太多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些人从来没有从好书中养成自己的思想。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们却宁愿人云亦云，随风倒，把整个中国交给一个头脑去思考。
“无聊才读书”这种时尚会不会在新时期制造出更多的软骨症患者？我不知道，但有一个道理很浅显：不管是读书还是做事，有聊总比无聊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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