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遗憾

重大科学发现、理论突破、技术和方法的发明需要一段时间的验证和得到人们的认可，获得诺贝尔奖等待十年八年可以理解。如果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公认，再让获奖者等待二三十年乃至更长，那就使诺贝尔奖的意义大打折扣了。

案例1.美国科学家弗郎西斯·佩顿·劳斯早在1911年就发现了一种“肿瘤病毒”。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科研成果，不少学者认为这项成果应获得诺贝尔奖。但直到1966年，几乎世界上所有癌症研究者都承认了劳斯的这一成果，“劳斯鸡肉瘤病毒”这一名词已在世界通用多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才迟迟将诺贝尔奖给了他，这时劳斯已是87岁的高龄了，差一点失去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

案例2.英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早在1926年就发表了“波函数统计分析”的论文。直到1958年，即28年后，诺贝尔奖委员会才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他。

一些被公认为应当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由于各种原因不敌水平较低的成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这种情况在中国科学家中也曾发生。

案例1.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尧1930年在美国第一个捕捉到正电子，成为第一位发现第一种反物质的科学明星，他应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继赵先生之后，有两人做出了与他不同的独立实验，一个没有重复出赵先生的结果，一个没有观察到赵先生实验中的软伽玛射线。后来证明，这两个实验中一个是做错了，一个是仪器的灵敏度不够，赵先生的实验结果是完全正确的。但赵忠尧没有得到诺贝尔奖。

案例2.中科院院士邹承鲁等于20世纪60年代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本该走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1966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梯斯柳斯（Tise liu s）访问中国，对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评价很高。当时人们很自然地把他的来访与物色获得诺贝尔奖候选人联系起来。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在“文革”之中，邹承鲁因而失去了得奖机会。文革后期，杨振宁旧话重提，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推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国向评审委员会推荐了4个人，而诺贝尔奖根据其评审规则中单项科学奖一次最多不超过3人的规定，使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诺贝尔奖的评选有严格的规则和程序，按说不应该选错获奖项目，但实际操作中选错获奖项目的还不少。

案例1.192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公告中说，由于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效应，所以决定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他。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20世纪的科学巨匠。1999年12月26日，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纪人物”，推崇他的人说他应该获得6次诺贝尔奖。他从1905年到1916年完成了相对论的创建工作。1911年，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等通过观察日全食，证实了爱因斯坦预言的正确性。几乎是一夜之间，爱因斯坦闻名世界。可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公告根本没有提及相对论。许多科学家认为，如果仅仅根据光电效应的发现而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实在有些勉强。光电效应的科学意义根本无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论相提并论。因此科学家普遍认为，不是爱因斯坦不够格，而是诺贝尔委员会选错了奖励项目。

案例2.1939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基于证明经中子轰击产生新的放射性元素授予费米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对此，国际上一直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费米是否该得奖，而在于选择哪项成果作为授奖依据。费米在颁奖演说中也指出了自己藉以获得诺贝尔奖的这项工作有明显不足。

案例3.瑞典盲人物理学家古斯塔夫·达伦因发明了光控开关而获得191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同期出现的雷达和喷气马达这两项不知要重大多少倍的发明却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青睐。达伦的德国同行们对此开玩笑说，开罐头的起子也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科学学家朱曼曾对诺贝尔奖的评奖作过评价。他认为诺贝尔奖只是授予那些收获者，而不是那些播种者；只给予那些继承者而不是创始者。而这种现象又大多出现在东方人和女性的身上。有人认为，这是对东方人和女性的歧视。

案例1.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首先对物理学的经典理论——宇称守衡定律提出了质疑，并在理论上推导出推翻这一定律的相反定律宇称不守衡，认为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是不守衡的。但理论总是一种假说，还得由事实来说话。用实验来证明这一理论的是旅美华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吴健雄的这一成果轰动了全球，但是在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中却只有李政道、杨振宁，没有吴健雄。

案例2.英国的理查德·罗伯茨和美国的菲利普·夏普因发现断裂基因而获199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然而华人科学家周芷则是最先发现断裂基因的，而且在她与罗伯茨合作发表的发现断裂基因的论文上她是第一作者，因为她做的工作最多，也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但是她却未能获奖。对于以上案例，都有人打抱不平，询问过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都以“有权保持沉默”为由，而不予回答。

案例3.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于1941年在美国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被美国的科学家阿伦采纳，他按此建议做出成功的实验，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后来，莱因斯等人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较精确地测得了中微子的存在。莱因斯因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测试方案的设计者王淦昌和阿伦却与诺贝尔奖无缘。

诺贝尔奖评奖史上也有几件因疏于考察而至今仍使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陷入尴尬的事件。

案例1.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1926年决定将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丹麦病理学家菲比格。他被认为“发现了致癌病菌，从而使人类对可怕的不治之症—癌的研究和防治前进了一大步”。但事实上他是靠弄虚作假的实验而骗取了诺贝尔医学奖。这一事实至今令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难堪。

案例2.瑞士昆虫学家保罗·米勒因发现DDT药效，而于1948年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DDT因其稳定性、脂溶性、药效普适性等特点，而大量生产，普遍使用，最终造成严重环境污染，DDT现已被明令禁止使用。评奖专家因这一奖项已表示过深深的内疚。

诺贝尔奖的遗憾、尴尬、难堪，是有多种原因的。对此，很多科学家已警告诺贝尔奖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重大变革。如改革评奖规则，增加学科和获奖人数，摒弃一切偏见和一切不公正的人为因素等，这是新世纪诺贝尔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否则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将大打折扣，诺贝尔奖的声誉也将受到影响。这一切也表明，对于这一曾对人类社会做过较大贡献的奖励，人们仍然寄予很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