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而言，“世纪”关怀是在中国跨入20世纪前后才出现的。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发展前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对新世纪充满了热切的期望。20世纪的中国怎么走？维新派、国粹派、革命派等各种政治力量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而且自觉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以天下为己任，朝着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奋不顾身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斗争。辛亥革命就是这样一代人为了改变中国在20世纪的前途和命运而与广大人民一起不屈不挠地英勇斗争的结果。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打开了20世纪中国前进的闸门，因而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巨变之一。
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并不赞成以世纪来标志时代或竟以之作为时代的同义词，因为他们比较注重年代陈述的精确性。然而，就中国近代史而言，1900年确实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退隐与一个新时代的登场，而辛亥革命就是与20世纪相伴而来的宁馨儿。
“世纪”一词是外来语，它与“社会”、“主义”等词一样，源于西方，在近代经由日本传入中国。19世纪末，较早也较多公开采用西元纪年的中国人，孙中山当数其中之一，但较早把世纪与时代结合在一起论析历史大趋势的却是梁启超。梁在1901年发表《过渡时代论》一文，把各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区分为停顿与过渡两种时代，认为欧洲各国自18世纪以来两百年间皆处于过渡时代，而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处于停顿时代，现今则开始进入过渡时代。他说：“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梁启超对过渡时代的表述，虽然体现出历史感觉的敏锐，然而多半还停留于历史现象的描述，缺乏对历史实质准确的把握。较之前进一步的是同年发表于《清议报》的《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此文作者明确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作者把帝国主义解释为膨胀主义、侵略主义、强盗主义，并且结合美、英、德等列强的历史与现状，断言帝国主义必将加强对于亚洲的争夺。与此同时，《国民报》也发表《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更为密切地把世纪、时代与中国的命运结合起来考察。作者纵论中国历史，阐析世
界大势，指出所谓“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实乃欧美、日本列强“忌我中国之言”，决不能轻信而沾沾自喜。由于自秦以降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中国成一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痒，麻木不仁之世界”，列强遂能对中国政府官吏“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任意掠夺其领土、主权、资源、财富。如果人民仍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矣！”在这篇短文中，作者三次呼唤：“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在这里，作者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人对20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强烈关注。
从此以后，“世纪”、“20世纪”、“20世纪之国民”等词语不胫而走，成为那一代有识之士的流行话语。有的杂志也径名之为“二十世纪大舞台”、“二十世纪之支那”等。《民报》发刊词宣称，其主要任务就是探讨20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位置？编者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作者的态度是真诚而又积极的，他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应该“思索”，而且更应谋求“解决”。因为，“二十世纪中，乃自言论而进入实行时代，吾人之言论，正所以为国民之取材也。吾人言之，而读者果实行之，使吾人以言论始，而不仅以言论终也，尤吾人所切望。是则吾人之幸，即读者之幸，即一般国民之幸，即二十世纪之支那之幸！”文章结尾满怀激情地高呼：“二十世纪之支那万岁！”这是对新世纪的殷切期望，也是在新世纪开端之际发出的战斗誓言。正是这种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强烈关注、对新世纪寄予的热切期望，促使辛亥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并且义无反顾地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由此可见，强烈的世纪关怀，正是他们前进的驱动力之一。
20世纪的中国怎么走？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们都在艰苦求索。
清王朝和顽固派昧于世情，不知“世纪”、“时代”这些新名词为何物，他们对于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及各种社会思潮，先是顽固排拒，等到排拒失败才被动接受。因此，从本质上看，他们不愿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科学和现代化，仍然希望中国“关起门来成一统”。由此，表现在纪年上就是要坚持“用君主之年号”，反对使用西元纪年。
曾经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梁一派也始终过不了推翻帝制这一关，坚决反对任何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仍然主张君主立宪，至多同意搞虚君共和。表现在纪年上，他们为了保教同时也为了化解满汉矛盾，既反对用西历，也不同意用君主年号，主张以孔子降生为纪年。
国粹派非常反感当时日益滋长的盲目崇拜欧美、日本的思潮。正如章太炎所云：“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必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但他们也不同于尊孔读经的顽固派，对清廷政治的腐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极力主张学习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以谋求中国的进化，排王权，兴民权，最终实现独立与富强。国粹派中许多人受传统文化薰陶极深，他们企图从古代贤哲的经典中寻求民族民主革命所需要的精神武器，但却往往侧重继承而缺乏批判，因而很难与旧文化营垒彻底决裂，甚至最终陷入故纸堆中而不能自拔，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表现在纪年上，他们对西元纪年存在着本能的反感，因而主张用黄帝诞生为纪年。
与国粹派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无政府主义派。其代表人物李石曾、吴敬恒等宣称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革王位宣布人权，乃为新世纪革命之纪元”，是“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他们把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易朝改姓，为旧世纪革命。第二是倾覆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为新旧过渡时代革命。第三是扫除一切政府，为新世纪革命，而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从理论到实践都杂乱无章，但他们以激进超前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对传统价值最陈旧的核心进行了猛烈批判，把思想解放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因而有助于民主革命潮流的发展。
当时的革命者认为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勃兴的时代。他们认为：“亘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这个“大怪物”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竞争将更加激化于20世纪，而“种类大竞争之世，其种之死生存亡，一视其所依之国之种类以为衡。国种而良也，改政必易；国种而否也，改政必难”。其结论是：“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1、2期连载）虽然他们看出20世纪民族、民权革命两大发展趋势，甚至还深入探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们也未能全面把握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尤其是未能说明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在这又一个百年当中勃兴。当时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得比较清楚。孙中山曾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民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其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
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民报发刊词》）过去论者常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归结为主观社会主义，我则宁可视之为一种善良而又真诚的愿望，一种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痼疾的最初探索。正因为孙中山的思想水平高于一般革命党人，所以他提出的政治纲领便能引导20世纪头20年的革命潮流。
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使辛亥那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浓郁的忧患意识。正如孙中山1894年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所云：“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蕃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
这种忧患意识与日俱增，因为瓜分亡国之祸与20世纪相伴而来。正如一个留日中国学生所云：“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噬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儿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但是，这些热血青年丝毫也没有悲观失望，忧患意识转化成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并且成为驱使他们献身革命的原动力。其心情正如孙中山所曾公开表述的：“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过庭：《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
辛亥这一代仁人志士是值得学习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自觉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许多人去国离乡，抛妻离子，牺牲个人家庭幸福，谋求祖国独立富强。他们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更趋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如何才能赶上时代潮流而殷殷企盼。他们希望二十世纪之中国也能上演法国大革命那样威武雄壮的活剧。“今我中国二十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
也许孙中山对于这种世纪参与意识表述得更为明晰。早在1904年8月，即同盟会成立的前一年，他即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的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开放。”（《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国诚然贫弱，但中国必将获得新生，经过革命而实现独立与富强。中国不会成为新世纪的弃儿，必将成为新世纪的积极参与者，不仅以广大市场的开放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而且还将为世界普遍和平的早日到来作出贡献。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与广大人民一起，经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终于一举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并且把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尽管他们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因而无从避免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结局，但道路毕竟已经开通，风气从此大开，中国人民再也不复是逆来顺受的温驯奴隶，他们在“五四”以后走上一条新的更为正确的革命道路，并且历经艰难困苦终于赢得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现今的各项伟大成就，早已远远超过辛亥一代志士的理想，但是他们那种诚挚的爱国情操、崇高的革命理想与无私的奉献精神，却是我们应该永远尊重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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