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9岁的施大爷原来住在上海市静安区，四个月前他离开家，来到敬老院。对于他的行为，很多人并不理解：老伴、儿女都在家里，为什么要一个人去住敬老院呢？“家里房子小，我怕热，一热就生病，儿女都要上班，下了班还要照顾病人就比较辛苦，老伴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也照顾不了我。”老人倒是想得开，他还说，“这里挺好，屋子也大，也凉快，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闲来就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别人聊聊天。楼下还有棋牌室、茶艺室、图书馆，很多老人、小孩、年轻人来玩，老伴半个月来看我一次，一点也不寂寞。”
施大爷住的敬老院隶属于罗山市民会馆，是浦东推动社会工作的“试验田”。这个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管理的社区服务机构，也是上海第一家由社会团体运作的社区服务中心。它最鲜明的特点是推崇市民自我管理和志愿服务。到目前为止，罗山市民会馆的服务项目已经达到30多个。整个会馆依靠志愿者管理已成为主流，“康复门诊”的医生、茶室的说书人、假日托儿所的教师、健身房的健美指导等等，全由志愿者担纲。
据浦东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介绍，类似罗山市民会馆完全用社会工作的理念来运作的机构在浦东有4个，都采用社会工作者站的形式，另外3个分别设在潍坊社区、东方医院和工读学校，使社会工作不仅局限在社区工作中，还渗透到学校和医院。
马伊里任社会发展局局长多年，她说，社会工作者站是浦东探索的结果。从1997年开始，浦东陆续来了很多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把他们分配到哪里好呢？到居委会，他们不一定愿意；到政府机构，就脱离了他们的专业。最后这批学生的工作五花八门，只有很少一部分留在了街道。这一现象让我思考：简单把学社会工作的学生弄来，社会工作还是很难推进。怎样才能让他们进入社工领域，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处理这些事物呢？于是，我们设立了社会工作者站，工作站的目标、设置、定位是由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帮助制定，工作站的负责人还被专门送到香港培训。另外，还设立一个社会工作者协会，协会中包括很多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学生现在虽不从事社会工作，但是他们受过专业训练，非常关心社会活动。协会领导工作站，并组织介入工作站的活动。
有了这些载体，浦东的社会工作基本上运作起来，但是向纵深发展依旧有很大的困难。例如，专业人员少、社会上对社会工作的不了解，但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从制度上为社会工作者确立岗位和职称序列。目前，社会工作者还不是一个职业，没有一个人因为是社会工作者而领到工资。所以很多浦东社会工作者站的负责人必须兼任办公室主任或者其他职务，才能依据兼任的职务获得工资。
为了在制度上确立社会工作地位，马伊里局长有个宏大的构想，并将制定一个在浦东地区适用的方案，以政府的名义下发：首先，确立哪些岗位属于社会工作者。社会发展局和劳动、人事部门联手，拿出很多具体的岗位，如街道民政科长，民政局主管救济发放的科员，规定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必须受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其次，试图建立社会工作的职称等级，如初级社会工作者、中级社会工作者、高级社会工作者，并通过社会工作者协会做出一个考核的方法，与工资挂钩，形成职务系列。
岗位确立后，现有岗位干部不合格，必须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为社会工作的概念和实务，例如残联的，培训他们如何与残疾人打交道；居委会工作，教会他们在居委会工作中怎样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培训，培训之后还紧跟着考核，合格留岗，不合格下岗。3年内，从10％推到30％、50％，10年之后，民政系统80％人员都是社会工作者。
今年4月，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来浦东参观了社会工作的发展情况。他说，“现在需要探讨‘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一些事情应该交给社会来办，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任务，办法从实践中来”。浦东已经在实践中寻找到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些很好的办法。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永祥教授在他的著作《社区发展论》中也表述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也决定了采纳‘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必然性”。马伊里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政府、社会、市场三个部门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我们期待着构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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