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即将出版，《释文》对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一万三千多件青铜器上的近十万字的铭文进行了现代汉字释文。这是有关学者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基础上，对金文研究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雨。
记者：作为青铜器研究的专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先生能不能谈一谈青铜器和金文研究的意义？
李学勤：青铜器研究是我国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它包括两个方面：对青铜器器物本身的考古学研究和对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就是“金文”的古文字学研究。
同甲骨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其他古文字相比，金文存在的历史更长，在商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直下延到秦汉。到了商代后期，最长的金文已经接近50个字，周代更是达到了497个字，字数已经同《尚书》中的一篇相仿佛。这些文字记录了古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是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古书经过了若干传抄者有意无意的加工，很多已经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因此，金文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我们刚刚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尤其是在对西周的研究中，金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关于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以往共有44种说法，其时间跨度超过百年。我们在研究时就利用了在陕西临潼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利簋”上的金文，上面记载了武王伐纣的事情，通过上面的金文，我们不但可以确定武王伐纣是在一个甲子日，同时还根据其对“岁星”（木星）的记载，通过天文学的计算，进一步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如果没有对金文的研究，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会大为减色。
事实上，金文研究在我国有久远的研究历史。早在西汉宣帝年间，一个叫张敞的人，就曾经对陕西周原出土的鼎上铭文进行了研究。到了宋代，金文的研究已经相当发达，出版了诸如《考古图》等很多重要的金文书籍。在清代，金文研究更是兴盛。近代最重要的金文著录当属罗振玉编纂的《三代吉金文存》。但是，由于金文的材料非常分散，整理工作有很大难度，很多资料是不完整的。
由考古所完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商周金文总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集成》和《释文》中，编纂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其中很多是以前不容易看到的，这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记者：刘雨先生，我知道，自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开始，您就参与了《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工作，直到1997年《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的完成，《殷周金文集成》一直伴随着您的学术生涯，您曾说，“20多年来，只做了这一件事情”。想必您对《殷周金文集成》及其释文的编纂有着最深刻的体会。
刘雨：最早提出编纂《殷周金文集成》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在50年代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责成考古研究所编纂《殷周金文集成》。最早主持这项工作的陈梦家先生搜集了大量金文拓片和有关的善本书籍，为《集成》的编纂做了非常扎实的准备。但随着陈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及后来的辞世，这项工作便停顿下来了。直到1979年初，考古所再次成立了《集成》编纂小组，一共有7名学者参与。整整用了十年的工夫，在1989年，将《集成》编纂完成。
当初编纂《集成》，面对的是真假杂糅、浩如烟海的资料，它耗费了众多专家十年心血，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简单来说，《集成》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辨伪”，因为有铭文的青铜器价值很高，赝品很多，必须将其剔除。其次是“对重”，从各种资料中找出名称各异但实际上是同一东西的器物，以免重复。另一项工作是“断代”，根据拓片上呈现出来的各种信息，判定器物的年代。这样，在《集成》中，我们对每一件器物的年代、铭文、流传过程、出土地点、现在的保存情况等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说明。
记者：《殷周金文集成》和《殷周金文集成释文》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雨：作为一部“大书”，《殷周金文集成》应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集成》是对拓本的收集整理，做资料汇编；第二部分《释文》是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的汉字将金文记录下来，也就是释文；第三部分是要对器物的器形也就是图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释文》的意义在于将金文知识普及化，几千年前的文字同今天的汉字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把千百年来学者们精心考证出来的金文知识集中起来，告诉大家，能为希望了解我国先秦时代社会的人所利用，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为了让所有研究先秦文化的学者都能方便地利用这些珍贵的金文资料，1989年，考古所决定由陈公柔先生、张亚初先生和我负责《释文》的编纂工作。在初稿完成后，由于陈先生年事已高、张先生眼睛生病，便由我进行了最后的统一工作。
在《释文》编纂过程中，我们对《集成》又进行了校对，发现了有74处重复的收录。同时，由于我在1997年调入故宫博物院，有机会接触故宫收藏的青铜器的实物，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对这些青铜器的真伪也进行了很好的辨别，因此又将个别赝品从《集成》中识别了出来。
记者：在《集成》收录的这一万两千多件器物中，有六七千件上只有一两个字，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可以比附参照，加之年代久远，对同一金文，人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如何看这次出版的“释文”呢？
李学勤：我认为，《释文》的编纂者总结了宋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金文的研究，又加入了自己的研究收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释文》也是一项重要成果，它为新世纪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于对具体字的释读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而《释文》的出版恰恰会促进这些讨论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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