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对办节似乎情有独钟，不论春夏秋冬，不论富县穷县，也不论是赚是亏，只要有一点点由头，便可弄出个什么节办办，大到旅游节、文化节、电影节，小到桃花节、杨梅节、胡柚节，从市市有节到县县有节，如今已发展到一些区乃至一些乡镇也广发请帖办起节来。记者曾就收到的请柬和媒体发布的办节消息、广告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一年之中，浙江各地大大小小的节应有数百个，其中登山节就有好几个，今年6月各地的杨梅节至少有5个。
“节”的名目繁多，但就其内涵而言，大多没有特色，缺乏新意。通常会有一个开幕式，邀请领导、名人和新闻记者参加，接着有几个展览会、洽谈会、招商会和一些文化活动。大多数节花钱请来的看客多，来投资的客商和来花钱消费的游客少。客商中也是签订合作意向的多，投资到位的少。最受益的是那些走穴的演员，今天方在甲县唱罢，明天又在乙县登场，出场费十分可观。而办节初衷之一的“娱乐一方百姓”的目的却往往难以体现，因为大多数节的群众参与度并不高。除了开幕式、闭幕式等让领导讲话、来宾亮相的仪式外，就是各类以来宾为主体的研讨、参观、游览等活动，通常各类节庆活动所固有的文艺表演，也因为有了“明星”的到场和赠票过多而抬高了票价，当地百姓极少有机会或有能力买票入场观赏。
记者曾与一些专家探讨办节趋热的缘由。专家们表示，各地办节大多是政府行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为了扩大知名度，树立自身形象，于是首选办节。因为办节最省力，最能出形象，最能造成舆论声势，并且最容易接触领导，可以为自己的政绩添上出彩的一笔。然而，专家们又表示，对于老百姓来说，办节却是一种负担。因为办节免不了讲排场摆阔气，政府的财政又有限，于是只能向企业摊派，转嫁办节费用。有些地方干部，为了在办节时让参观者看到成熟的果实挂满枝头的景象，通知果农不许采摘已经成熟的水果，给果农造成损失。形式主义的“节”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却助长了不正之风。请来的“嘉宾”白吃、白住、白玩、白拿，地方干部停下日常工作来陪领导、陪记者。招待水平既要与兄弟县市比，又要与往年比。在层层攀比之下，腐败之风潜滋暗长。
浙江省早几年曾下文要求各地控制办节，然而去年以来办节之风回潮，今年已有渐趋高涨之势。
当然，记者并不是反对办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招商引资，开拓旅游资源，丰富人民生活，相继办了各种各样的节，有不少节办得十分成功。这些节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有个性，有品位，有文化内涵。比如杭州西湖博览会，因为71年前西博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融入了现代经济创新意识，政府投入了很少的钱却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浙江温岭石塘的“新世纪曙光节”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和时间之“最”，一个小小的渔镇，吸引了海内外10多万名“追日者”，创造了1.2亿元的收入（但到2001年各地纷纷效仿时已是东施效颦）；浙江萧山、海宁的国际观潮节也是以独一无二的钱江潮这一自然资源实力为依托，加之于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和隔江两市的有序竞争，才会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去年的观潮客已达160万人次，其旅游综合收入可想而知。
但以上所举的成功之节在节庆群中的比例实在是凤毛麟角，各地办的节绝大多数不是这类精品，基本上都是低层次的模仿和近距离的重复，属劳民、扰民、伤民之举。
其实，衡量一个“节”该不该办、是否成功的标准极其简单直观：这个节是人家自愿掏腰包来参与来消费而使当地百姓得了实惠，当地财政增添了收益的，一定是“好”节；如果是花了钱请人来捧场，光有开支少有收益的，老百姓自然也得不到实惠的，就一定是“差”节，这样的节来年一定不能再办了。
完成此稿之时，记者看到浙江省分管旅游的副省长王永明今年“十一”前夕就办节作的一段批示：“适度办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发展地方经济、丰富活跃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办节有过多过滥的趋势，少数地方办节过多，注重形式，花费很大，实际收效甚少，群众很有意见。这实质上反映了领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要对办节进行必要的清理、整顿和提高。社会及舆论要加强对这方面的监督，促使其积极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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