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自十九世纪中叶遭受西方列强入侵以来，摆脱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建设独立、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一直是摆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中国正以雄健的步伐走向更加开放和繁荣。中国西藏也以和平解放为起点，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走上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的轨道，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回顾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展现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的成果，揭示西藏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加快西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各种误解，增进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全面了解。
现代化问题是近代以来西藏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到近代已经成为与世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极端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它扼杀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阻碍社会进步，使西藏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社会制度落后，经济剥削异常残酷。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占西藏人口不到 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 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却不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领主的庄园为生或充当世代家奴，遭受强制的乌拉差役、租税和高利贷三重剥削，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旧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 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 50％以上，高的达到 70％至 80％。 60％以上的农牧民背负着沉重的高利贷债务。
——等级森严，政治压迫极端野蛮。旧西藏流行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法典明文规定，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草绳一根。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押和交换农奴，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不属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的子女注定终身为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打骂农奴，对农奴动用断手、剁脚、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
——政教合一，宗教桎梏沉重。宗教和寺院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和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拥有庞大的势力和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寺院上层僧侣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兼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僧俗官员双轨制，僧官大于俗官。据 1959年统计，在全西藏 330万克（此处指藏民族使用的面积计量单位， 15克相当于 1公顷）耕地中，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 121.44万克，占 36.8％；贵族和由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府则分别占 24％和 38.9％。哲蚌寺当时就拥有 185座庄园、 2万名农奴、 300个牧场和 1.6万名牧民。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 2700多座寺庙， 12万僧人，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 12％，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 1952年拉萨 3.7万城镇人口中，竟有 1.6万名僧人。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庙、比例极高的僧人和众多的宗教活动，聚敛和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正如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指出的，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
重桎梏”和“极端保守的势力”；“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①。
——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和寺院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无穷无尽的消耗及其对人们的精神奴役，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没有，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粮食产量只有种子的四至十倍，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重了西藏人民的灾难，也加深了西藏社会的矛盾，使本已破败不堪的西藏社会更加难以为继。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藏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大肆烧、杀、抢、掠，并通过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疯狂掠夺资源，大量倾销商品，对西藏进行殖民控制和剥削。与此同时，他们在西藏少数上层统治者中培植亲信，寻找代理人，阴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广大农奴在内外双重压迫和剥削下生活急剧恶化，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西藏社会危机四伏，“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尽的灯火一样走向没落。”②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多次指出：西藏“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③这样，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碎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就成了西藏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和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带来了希望。中央人民政府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积极促成西藏和平解放，并通过推动民主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和措施，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命运，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迈向现代化的大门。 1951年 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社会发展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它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结束了旧中国对藏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积极帮助西藏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兴修水利，建立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开展社会救济、救灾活动，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和进步的社会新气象，在西藏各阶层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开启了西藏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为西藏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民主改革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扫清了道路。 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时，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十七条协议》在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必要性的同时，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但是，当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叫嚣“长期不改，永远不改”，试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面对西藏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他们不是顺应民意，而是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于 1959年 3月 10日发动武装叛乱，图谋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搞“西藏独立”。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并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及农奴和奴隶对封建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和寺庙的封建特权，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得到了翻身解放，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实现了做人的权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据统计，农奴和奴隶在民主改革中共分得土地 280多万克；到 1960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时，西藏全区的粮食总产量比 1959年增长 12.6％，比民主改革前的 1958年增长 17.7％；牲畜存栏头数 1960年比 1959年增长 9.9％。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他们踊跃参加选举，并由此产生了自治区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自治区各级领导职务。 1965年 9月，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确保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以及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从而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帮助下根据本地民族特色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改革开放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藏和全国一样掀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为推动西藏的发展，中央政府制定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推进了西藏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从 1984年起由国家投资、全国九省（市）援建西藏 43项工程等一批项目。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的支援，壮大和繁荣了西藏的工业、农牧业和以商贸、饮食、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提高了西藏产业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战略决策使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加快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作出了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从而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 1994年以来，中央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了 62项工程，总投资达 48.6亿元； 15个对口支援省（市）和中央各部委也无偿援建了 716个项目，资金投入达 31.6亿元；全国先后派出援藏干部 1900多名，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了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西藏全面推进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开放领域，积极鼓励和吸引国内外的社会资金参与西藏的经济建设，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增强了西藏发展的内在活力。 2001年 6月，中央政府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在新世纪全面实现现代化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并决定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中央政府关心、全国各地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努力，使西藏经济实现了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据统计， 1994年至 2000年，西藏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1.3倍，年均增长 12.4％，改变了长期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的状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 62.9％和 93.6％；贫困人口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 48万人减少到 7万多人。
综上所述，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年来的发展史，是由黑暗走向光明、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走向富裕、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是一部在祖国大家庭中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五十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不懈努力，西藏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五十年来，西藏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上实现了巨大飞跃，彻底告别了封闭的庄园制自然经济，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迈进。 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7.46亿元，比 1995年翻一番，比 1990年翻两番，相当于和平解放前的 30余倍。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五十年前的 99％下降到 30.9％，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至 23.2％和 45.9％。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迄今已经建立起包括能源、轻工、纺织、机械、森工、采矿、建材、化工、制药、印刷、食品加工等 20多个门类，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培育出拉萨啤酒、奇正藏药、珠峰摩托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企业品牌。到 2000年，西藏拥有乡及乡以上企业 482家，全区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 27.21亿元。
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电力发展迅速，形成了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到 2000年，全区共有各类电站 401座，总装机容量达到 35.62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 6.61亿千瓦时，与和平解放前仅有一座 125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断续发电的小电站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以公路运输为主，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已经形成，结束了旧西藏连一条公路都没有的历史。现已建成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川藏、新藏、滇藏和中尼公路为骨架，包括 15条干线公路、 375条支线公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公路总里程达到 2.25万公里，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公路， 80％以上的乡通上了公路。现已拥有拉萨贡噶、昌都邦达两个民用机场，开辟了拉萨至北京、成都、重庆、西安、西宁、上海、云南迪庆、昆明、香港和尼泊尔加德满都等国内国际航线。建成了总长为 1080公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道，目前承担着西藏 80％以上的油料运输。青藏铁路已于 2001年 6月开工建设，在不远的将来，西藏就要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
第三产业已成为西藏第一大产业。现代商业、旅游、邮电、饮食服务、文化娱乐、 IT等在旧西藏闻所未闻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通信事业实现了超前发展，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覆盖全区，由光缆、卫星传输，集程控交换、卫星通信、数字通信、移动通信于一体，达到当代先进水平的通信网络。 2000年，西藏邮电业务总量完成 3.84亿元，业务收入完成 1.23亿元，分别是 1978年的 179倍和 1086倍，二十多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26.6％和 24.3％。 2000年底，西藏全区固定电话总装机容量达到 17.02万门，用户装机 11.11万部；移动电话总装机容量达到 12.3万门，用户达到 7.23万户；互联网站 9家，互联网用户 4513户。到 200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 53.93亿元，在西藏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居于首位。
农牧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益大幅度提高。和平解放以来，国家投巨资兴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大力进行以“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综合开发为代表的大批农牧业基础项目，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农牧业的生产条件，农牧民靠天吃饭、养畜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历史。包括科学施肥、育种、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以及科学养畜、畜群调整等一系列农牧业科技措施得到推广普及，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农牧业生产开始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到 2000年，西藏第一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 36.32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 96.22万吨，牲畜存栏数为 2266万头（只），基本实现粮食、油类自给，人均占有肉、奶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旧西藏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缺乏城市发展的动力，城镇数量少、规模小，人口最多的拉萨不过 3万多人，其他人口规模较大的地方也都不过是几千人的较大村落而已，算不上城市。即使是拉萨，也不具备健全的城市运行体系，市政设施几乎没有，城市功能低下。如今，西藏城市规模伴随产业升级不断扩张，到 2000年，西藏有建制市 2个，县、区 72个，建制镇 112个，城镇人口 49.11万人，城镇面积达到 147平方公里。城镇综合功能不断完善，城市道路、供水、治安、社区服务等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基本满足了市民生活和城市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市容市貌、环境保护正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城市公共绿地面积达到人均 10.27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 24.4％，城市环境指数居全国首位。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各地的城镇发展群体已经在西藏形成。以城镇为核心、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城乡结合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对外开放成效显著。改革开放推动西藏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产业空前发展，增强了与内地、与世界的相互联系和合作。西藏地方的区域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与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实现接轨。大量农牧民走出乡村，投入市场经济大潮，下海经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丰富着城乡市场和百姓生活。西藏的名、优、特产品及民族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全国和世界市场。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农牧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农牧业生产开始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西藏投资办企业，扩大对内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近五年来，西藏协议利用外资 1.25亿美元。到 2000年，全区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 1.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 1.13亿美元。
“世界屋脊”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进藏旅游已经成为一条黄金旅游线路。 2000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达 59.83万人次，其中，海外旅游人数 14.89万人；旅游直接收入 7.8亿元，间接收入 29.8亿元，分别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6.6％和 25.38％。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西藏生态环境脆弱，大规模开发建设势必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同步规划和实施，确保工程项目的论证、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使用都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了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西藏制定和实施了《环境保护条例》、《地质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以及与国家《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相配套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形成了有效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监督管理体制，使全区的大部分森林、江河、湖泊、草场、湿地、冰川、雪山和野生动植物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水、气环境质量保持了比较良好的状态。西藏先后建成了羌塘、珠峰、雅鲁藏布大峡谷等 18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其面积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一半，对保护和改善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西藏先后投资 5000多万元对拉萨啤酒厂、羊八井电厂、拉萨皮革厂、自治区人民医院、拉萨水泥厂等企事业的废水、废气进行了治理，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环境和区域水环境质量。 1991年以来，西藏在“一江两河”地区累计投资 9亿元
实施开发项目，通过兴修农田水利、改良草场、改造中低产田和大面积成片植树造林，在防治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效益。环境评估指数表明，西藏生态基本上还处在原生状态，是全国环境状况最好的地区。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中央政府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落实，西藏正在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计划到本世纪中叶投资 227亿元、建设 160个重点生态保护建设项目，使西藏生态环境进一步得到保护和改善。
——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寺庙垄断着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 2％，青壮年文盲率高达 95％。如今，教育得到广泛普及，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家投入巨资兴办教育事业，一个涵盖普通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到 2000年，全区拥有各类学校 956所，在校学生达到 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已提高到 85.8％，文盲率下降到 32.5％，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达到 3.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前列。西藏不仅有了自己的硕士、博士，而且有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专家、学者。
现代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家现代科研机构，即使天文历算这样的应用技术，也被罩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垄断在寺院手中。半个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逐步建立了 25个科研院所，现有专业科技人员 3.5万人，学科领域涉及历史、经济、人口、语言、宗教和农业、畜牧、林业、生态、生物、藏医药、盐湖、地热、太阳能等数十个门类。其中，藏学、高原生态、藏医药等学科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产生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
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旧西藏除了由封建贵族和寺院垄断的传统藏医藏药以外，极度缺医少药，百姓生病既没有钱，也没有地方看病治病。现在的西藏已经建成了中、西、藏医结合，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独具民族特色的藏医藏药已走向全国，逐渐为全国人民所喜爱，并正在走向世界。到 2000年，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发展到 1237个，病床床位达到 6348张，专业卫生队伍达到 8948人，每千人拥有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西藏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 80％，儿童计划免疫合格率达到 97％。缺医少药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旧西藏常流行的天花、霍乱、性病、斑疹、伤寒、猩红热、破伤风等各类传染病、地方病的发病率降至 8‰，其中有的已经绝迹；孕产妇死亡率由 1959年的 50‰下降到 7‰左右，婴儿死亡率由 430‰下降到 6.61‰；人均预期寿命则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 35.5岁增加到 67岁。旧西藏人口增长缓慢，在五十年代以前的二百多年间，人口长期徘徊在 100万人左右（据中国清朝政府 1734年至 1736年的户口调查，当时的西藏人口为 94.12万人； 1953年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申报的西藏人口为 100万人，二百年间仅增约 5.8万人），而民主改革四十多年来，西藏人口已增加到 2000年的 259.83万人，增长了 1.6倍多。
体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西藏建成了一批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体育运动设施，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运动形式得到挖掘、规范和推广，一批传统体育项目走出西藏，成为全国性的体育竞赛项目。一批优秀运动员在全国各类体育运动项目和竞技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尤其是登山运动一直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1999年，西藏和首都北京一起，共同举办了全国第六届民族运动会，使西藏的体育运动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传统优秀文化得到发掘、保护和发展。国家投入巨资和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于西藏重点文物单位的维修和保护工作，布达拉宫、大昭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支持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校勘项目已经完成。有西藏古代社会“百科全书”之称的苯教《大藏经》得到了系统整理，并全部出版。民间口头零散流传下来的《格萨尔王传》，共达 200多部，被称为“东方荷马史诗”，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共收集手抄、木刻本 300多部，陆续整理出版藏文本 70多部、汉译本 20多部，另有若干部已译成英、日、法文出版。民间流行的歌谣、舞蹈、戏曲、故事等艺术表现形式，通过整理和创新，赋予更高的表现手段，登上大雅之堂。国家投资建成了西藏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电影院等一大批功能齐全、设备先进的文化娱乐设施，结束了旧西藏基本没有文化娱乐设施的历史。到 2000年，全区共有各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 400多个，有以自治区歌舞团、藏戏团、话剧团为主的各类专业文艺演出团体 25个，群众性业余演出团体 160多个，县乌兰牧骑演出队 17个，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
——藏民族特性和传统得到尊重和科学继承。西藏自治区依法有权根据本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决定本地的事务，制定相关法规，有权报经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决议。 1965年以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制定、颁布地方性法规 160多部，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物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保护等各个方面，有效地保障了西藏人民的特殊权益。例如，在执行全国性法定节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区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自治区把职工的工作时间定为每周 35小时，比全国法定职工周工作时间少 5小时。
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传统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和保护。据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已拨款 3亿多元及大量黄金、白银等物资，用于西藏寺庙的维修和保护。其中，对布达拉宫的维修，国家拨款 5500多万元，历时五年多，是几百年来耗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目前，西藏共有 1787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 4.6万多人，各种重大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藏族群众在保持藏族服饰、饮食、住房的传统方式和风格的同时，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不少新的现代文明习俗，极大地丰富了西藏人民的生活。
藏族人民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受到切实保护。政府设立专门的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和编译机构，促进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是西藏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西藏已编译出版从小学到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课本和教学参考资料，西藏大学已编写完成 19种藏文教材并开始试用于教学。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府的法规、决议、文件、布告和各种公文，以及公共机构和公共场所的标牌、名称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对藏族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使用藏语文办理案件，用藏文下达法律文书。报纸、广播、电视都用藏汉两种语言。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播出藏语节目时间达 20.5小时，占该台播音时量的 50％。西藏电视台每天播出藏语节目达 12小时，藏语专门频道已于 1999年正式上星。目前，西藏有正式出版发行的藏文报纸杂志 23种，《西藏日报》建立了计算机藏文编辑排版系统。藏语文的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通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
——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2000年，西藏全区各族人民已基本摆脱贫困、实现温饱，部分群众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洗衣机、摩托车、手表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不少富裕起来的农牧民盖起了新房，有的还购买了汽车。西藏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处于全国首位。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到 2000年，西藏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 77.7％和 76.1％，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能够通过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了解到当天发生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并能够通过电话、电报、传真或互联网等手段获取信息资料，即时同全国和世界各地取得联系，传递信息。
人民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参与日益广泛。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西藏地方事务。目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西藏代表 1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 80％以上。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在自治区、县、乡人大代表中，分别占 82.4％、 92.62％、 99％，自治区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及法院、检察院的主要领导由藏族公民担任，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也都有藏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占 71.4％，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 80％，在自治区政府主席、副主席中占 77.8％，在西藏全体干部中占 79.4％，在全区专业技术人员中占 69.36％。
由于西藏地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也由于脱胎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起点很低等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西藏在全国还属于不发达地区。西藏的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农牧业和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教育落后，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现代化发展程度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为西藏现代化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在西藏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变化。西藏告别了贫穷落后、封闭停滞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走向了不断发展进步、文明开放的现代人民民主社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彻底改变了极少数封建农奴主垄断西藏政治权力和物质文化资源的局面，西藏全体人民成了管理西藏社会的主人，成为社会物质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人民的地位和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二是彻底打破了旧西藏社会封闭、停滞和萎缩状态，社会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大大改善，现代化事业空前发展，在不断改革开放中呈现出全面进步的态势；三是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歧视，荡涤了旧西藏社会的污泥浊水，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传统优秀文化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护，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被赋予了反映人民群众新生活和社会进步新需要的时代内容，在科学的继承中得到了弘扬和发展。
半个世纪的发展，昭示了西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西藏走向现代化，符合世界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西藏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愿望。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共同课题，是人类社会从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从在封闭中相对独立的发展走向在开放、合作和竞争中全面加快发展的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现代化最初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和扩张相伴随而产生的，现代化的成果在相当长时间内也被西方列强所垄断并用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历史的发展表明，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代西藏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都处于极度落后的中世纪状态，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之后社会更趋破败，濒临崩溃的边缘。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改革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历史地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和最紧迫的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通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人民民主的现代社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迈进，顺应了世界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了西藏社会进步的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
——西藏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包括藏民族在内的 56个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土，组成了同甘共苦、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来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西藏的进步发展与祖国息息相关，祖国的命运直接影响到西藏的前途。近代中国由于国力的贫弱和封建专制政权的腐败无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遭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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