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名燕的小说里，你能感受到生活的变动。它不像有些社会小说将政治经济冲突作为主线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把这种矛盾冲突作为大背景，充分揭示社会变革与人们生活的普遍联系和对人的思维观念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世纪贵族》表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新人，他们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里，在经济法则与道德力量、市场规律和本真情感的矛盾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大腕》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在社会角色转化过程中精神情感的丧失与跨越。新近出版的《杨门家风》则是描写我党中高层干部在这场大变革中的心理震荡和人生抉择。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写“变”。作者在用人物故事的形象说明：变是历史性的不可逆转的，变是世界性的无处不在的，变是时代性的是在与传统的纠葛中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向前推进的。这是彭名燕小说的社会观和现实观，是她的作品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底蕴。有些作家只承认对人生或人性的感觉而回避对世界的基本判断，我想，这不会是一种产生有时代意义和价值文学的文学观，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无法深刻理解现实的作家，如何深刻理解人生和人性。对现实生活变动的认识和感悟并非文学的全部但却是文学的基底。彭名燕的小说是建立在这一牢靠基底之上的，这与她在改革开放的特区所得到的生活认识和体验是分不开的。
除基底之外，还有一个视角问题。《杨门家风》是从门里看门外，从家庭看社会，在港湾里倾听大海的波涛。官场风云、仕途沉浮、市场拼杀、人生角逐，社会生活中的风雨变幻、阴晴圆缺，都反映在家庭里、表现在家庭内部及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中。这是一个更生活更人性更文学的角度。家小连着大世界。各种性格矛盾、情感冲突、内心波澜以及家中的一切婆婆妈妈、是是非非，无不与大门之外翻天覆地的社会迁变息息相关。而外面的事情在家里也总能找到相应的反射点，就像耳朵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身体有毛病了，耳朵上的某个部位就会反映出来。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杨家而言，大儿子在国外另有女伴，儿媳与婆婆不和带着孩子单过；大女儿陷入婚姻危机；小女儿偏爱上了父亲的司机，妻子因杨正民始终没有忘却四十年前的初恋情人而耿耿于怀。大干部和老百姓一样，日子并不好过。然而，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杨正民如何处理他自己的问题。现实生活向一个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再次提出了用什么样的尺度、标准和方式做人的问题。这是他思考了一生、困扰了一生、无奈了一生的问题。人类把“认识你自己”这一古希腊名言作为最深刻的理念是有道理的。杨正民在上下进退之间，就面临着这样的思考和选择。这对他来说是艰难的痛苦的但却是一种升华。做官与做人的分离，是官本位社会结构中人的异化现象，它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扭曲自身精神世界的悲剧，要摆脱这个悲剧，需要一个有健康机制的体制和几代人的努力。
《杨门家风》讲的就是杨正民努力从这个悲剧性的二元结构中走出来的故事。在现实生活里这也许还是一个理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是每个为官者都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杨正民，不再反对女儿与自己的司机相爱，还拉着老伴一块儿到家境贫寒的未来女婿家认亲。这位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竟然在台上的五排座位中没有找到自己的名签，十分尴尬地走到台下，穿过黑压压的人群在最后一排的空位上坐下。这对在官场周旋多年、深知在这种场合露面以及座次位置的特殊重要含义的杨正民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一击。他需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调整自己，才能迈过那道总是过不去的坎。这种努力很快就体现在他的另一个重大决策上：为了帮助山区学校解除困境，他决定把自己苦心收藏几十年的上百幅名人字画拿去拍卖。这已经作为遗产分在子女名下的东西，突然被送了出去，在杨家引起极大震动，杨正民此举并非沽名钓誉，而是悟出了人生意义的真谛。“做官先要做人”这个在普通人看来十分简单的道理，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却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用一生来弄明白。在小说里，真正体现这个真谛的不是高官和新贵，而是一个叫李未来的贫困山区的教师。她不是杨家的人，却牵动着“杨门家风”的命脉；她不是小说的主人，却维系着全书的灵魂。她在精神和肉体遭受巨大打击后的平静心态和再生能力，她在物质社会中超凡脱俗、荣辱不惊的气度，以及她改变山区的意志和与时俱变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特别需要的。这种品格和精神，是引领社会向前的真正力量。
在小说里，作者不是在社会固有的思维框架中描写人物事件，而是从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和生命本意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现实里的人和事。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一种思想克服另一种思想，而是从不同的起点和高度出发，在彼此纠葛和相互撞击中，进入一种新境界，达到一种新平衡。它既不是一分为二，也不是合二为一，而是在矛盾斗争中，开掘出新的精神内容，拓展出新的思想领域。这与我们所处的这个多元化的、不断裂变聚合又不断创新发展的世界是一致的。
生命是有限的，而灵魂是没有边界的。在变革中发展人的精神，在发展中坚守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存在的方式和价值，也是我们时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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