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宽阔的石塔路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千年石塔。从前，这里还有一座僧院，名叫惠昭寺，亦称木兰寺。如今寺院已经荡然无存，可是，一段与寺院有关的文坛轶话，却从唐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王播年轻时，家贫无所依，寄食扬州惠昭寺，靠那里的和尚供养。每当听到吃饭的钟声响了，他便溜到寺院饭堂，跟和尚一道用饭。日子长了，和尚们有点讨厌他。有一次，故意先吃后敲钟，让他扑了个空。
这对王播的刺激是很大的，于是，怫然离开了惠昭寺。后来，他中了贞元年间的进士，当了盐铁转运使，不久又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惠昭寺的和尚们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很是紧张，为了讨好这位大员，特地将他当年题在壁上、尘封已久的诗，用碧纱笼罩起来，以示尊重。王播回到扬州，重游木兰旧院，发现这种情事，不禁感慨万端，便提笔写了《题惠昭寺木兰院》绝句二首：
诗中谈到，梨（和尚）饭后敲钟，使他十分难堪，一气之下，断然出走，忽忽二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尘扑面”，“碧纱笼”，说的是诗，实际上正是写人，道尽了世态炎凉、人事沧桑之感。
我以为，对于和尚们当日表现出的厌烦情绪，包括“饭后敲钟”这类不甚友善的作法，无须苛责。一个大活人，自己不长进，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整天凑在一群僧人堆里跟着混饭吃，难怪人们下眼瞧他。相反，如果辩证地看，这种冷遇，对于王播发愤成才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事是逼出来的。”刺激，未始不是一种有效的推动力。
问题倒是在于，王播的诗才当日必然已经显露，可是，却没有任何人予以重视，对壁上的题诗大概也没有谁肯去看上一眼。这，当然不是因为诗无足观，只是由于作者门第寒微、地位卑下而已。
要成事，必须先有名位，这在中外古今是一体皆然的。有了名位，一切事情都好办，“名人效应”随处可见；与此相对应，“无名小卒”则窒碍重重，所谓“最难名世白衣诗”，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清代著名文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刻过一方朱文印章，印文是“二十年前旧板桥”。原来，他年轻时虽然在诗、书、画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但是，因为没有名气和地位，作品无人问津。二十年后，中了进士，声名大振，时人竞相索求，门庭若市。他在感慨之余，刻了这方印章来讽喻世情，针砭时弊。
王播所经历的正是这种情况。在他没有成名、及第之前，其才情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乃至有了名份，有了地位，什么关爱啊，推崇啊，奉承啊，全都应声而至。从前“尘扑面”，今日“碧纱笼”。诗，还是旧日的诗，人也是“前度刘郎”，可是，随着地位的变化，立刻就“声价百倍”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发生在扬州的另一桩文坛轶事：
北宋的晏殊，当过一朝宰相，又是一位出色的词家和著名诗人。在他当政时期，引用了一大批贤能的人，像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有一次游览扬州的大明寺，发现壁上题诗很多，便让随从给他一一诵读，但“戒其勿言爵里、姓名”，就是说，只看诗作水平，而不以门第、名位论其高下，直到遇到了佳作，才询问作者的情况，结果，发现了诗才出众的王淇。当即请他来衙署会见，并招待饮食，然后，把他由县主簿提拔为开封府推事，直至两浙、淮南转运使。这种作法，一时传为美谈。
还有一层感慨。我觉得，那些和尚既然已经怠慢了那位“嘴巴抹石灰”的食客，也就罢了；当这位“王大官僚”开府扬州时，有什么必要非要用碧纱笼诗，故意讨好呢？如果说“饭后敲钟”还可以略迹原情的话，那么这种“碧纱笼诗的”举动，就有些俗不可耐，令人作呕了。假如起苏季子于地下，让他问上一句：“何前倨而后卑也？”你们该如何作答呀？
在新、旧唐书中，王播都有传。他入仕多年，官运倒也亨通，只是官声却很糟糕。史称，播“嗜权利”，“重赋取”；为淮南节度使时，“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敛不少衰，民皆怨之”。看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贪官。不过，平心而论，在处理“惠昭寺僧”这件事上还算说得过去，除了写下两首诗发了一番感慨之外，没听说他对这种“睚眦之怨”采取了报复行动。
当然，对王播的作法，也有人很不以为然。比如宋代著名文学家、诗人苏东坡，就曾写过一首题为《石塔寺》的诗，对王播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晏。
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
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
胡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
斋厨养若人，无益祗遗患。
乃知饭后钟，梨盖具眼。
诗的大意是说，当日王播，只顾闷头作诗，弄得目眩头昏，忘记了时间的早晚，错过了饭时。山僧缺乏向韩信施舍饭食的漂母那样的识度，弄出了饭后敲钟的“恶作剧”，但这种举动，却也是堪可供人莞尔一笑的。对于这样一件区区小事，身为“节度使”大员的王播，二十年后又何必重提呢！看来，这个人真不怎么样，那些和尚，你别说，还真是挺有眼光哩。
东坡居士喜欢作翻案文字，录此，或可有助于增添情趣，扩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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