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科学道德”问题的讨论在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指出，部分不合理的科研评估方法诱发和助长了科技界的浮躁风气。当前，科研评估工作亟待改进。
目前，科研成果鉴定普遍采用鉴定会的形式，由被鉴定方出面邀请部分同行组成一个专家组对其成果进行鉴定。邹承鲁院士指出，这种成果鉴定的形式不合理。他说：“被鉴定方有时为了使自己的成果顺利通过鉴定并获得赞誉，往往邀请自己的同行朋友、师长等熟悉的人来参加鉴定。碍于情面和人际关系，被邀请的人有时就对成果做出有失公正的评价。更有甚者，极少数被鉴定方为了谋取鉴定专家们对其‘假成果’的肯定，不仅请来了亲朋好友，而且还进行‘变相贿赂’：给高额鉴定费、组织游山玩水、馈赠礼品等等。”
邹承鲁院士指出，这样的科研成果鉴定形式必定会滋生一些腐败现象。在成果鉴定中几乎都有“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等评价，鉴定不能真实反映成果的实际水平，这种成果鉴定的形式一定要改变。
邹承鲁院士说：“在评定职称、评议一个单位的科研实力时，我们很注重‘论文数’这项指标，但在基础研究领域，对科研论文的评价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质，其次才应是量。”
邹承鲁院士举例说：“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他们都仅以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为基础，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样类似的情况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也并不是个别现象。另一位生物学家桑格一生发表论文甚少，但每一篇文章的分量都很重。他一生以蛋白质序列测定和核酸序列测定研究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而有些科学家生前尽管发表了很多论文，却没有对科学的发展留下任何痕迹。”
“另外，我们也要考虑刊物的因素”，邹承鲁院士补充说，“近代科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每一个学科都形成了一系列质量由低到高、水平各不相同的专业刊物，所刊登论文水平也各不相同，同是一篇论文，在《自然》上发表和在较低水平的刊物上发表相比，虽然不能说是‘一篇抵一万篇’，但相差百倍，是并不夸大的。”
关于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能否用于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近来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SCI是通过论文间的相互引用关系来描述期刊信息的传输网络。1955年，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所长戈菲尔德（Garfield）博士首次提出建立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构想。目前，被ISI检索收录的科技期刊约为5700种，其全球用户有400多万，分布于180个国家和地区。由于SCI收录并统计了期刊和论文的被引证资料，不仅具备一般专业性检索系统所具有的文献检索功能，还具备期刊和论文的影响力评估、科研绩效评估等功能。
邹承鲁院士认为，目前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SCI仍是一种较好的客观评价方法。但是，对被SCI收录的论文也要区别对待。他说：“被SCI收录，说明论文已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是并不是所有被SCI收录的论文其价值都是相同的。我们还应该引入期刊的影响因子或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评价论文质量的参考指数。所谓影响因子，是代表该期刊所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情况。如某一刊物在连续两年内所刊载论文总数为a，在第三年对该两年内所刊载论文的总引用数为b，则它的影响因子为b／a。影响因子越高，说明该刊物所载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即该刊物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大。学科不同，刊物的影响因子也不同。比较影响因子只能在相同学科内的刊物进行。被SCI收录的几千种刊物中，不同刊物的影响因子相差很大，最高的可达50，低的只有0.001，未被SCI收录的刊物，其影响因子甚至低于0.001。因此，一个学科内，不同刊物在国际上影响大小可以相差5万倍以上。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对待被SCI收录的论文，更不能对在国外不同水平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一律以‘国外发表’同等对待，还应考虑他的论文所在的刊物的影响因子。发在不同的刊物上，就代表了不同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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