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亚太主要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一年，也是该地区国际关系变动的重要一年。地区稳定因“9·11”事件而直面更深层次的矛盾，安全合作蕴含新的机遇。
第一，反恐怖合作的进展，导致国家关系重新洗牌，大国关系因之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从而使地区战略格局出现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9·11”之前，影响亚太安全与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因有两点：捕风捉影的“中国威胁论”及虚虚实实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论”。尤其是布什上台后，决定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强化军事同盟体系，提升对台军售档次等等。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中日关系的停停走走、美印关系的冷冷热热，都是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大背景的投影。“9·11”之后，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的外交活动表明，反恐已成为国际关系调整及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美、美俄、美巴关系，以及中美俄、美印巴、中印巴等三角关系的变动，都带有反恐合作的投影。例如，俄美、俄印、美巴开展反恐合作，俄中成立了反恐工作小组；中美启动了反恐磋商；印美就加强反恐合作、网络反恐措施达成协议。此外，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峰会也签署了反恐怖宣言；中菲通过了签署有关引渡、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协议。这说明，国际恐怖活动构成了亚太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反恐、求稳成为各国安全领域的利益所在。
第二，“9·11”事件使美国战略决策层把“本土防御”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战略高度。由于外交、军事资源相对有限，美暂时调整其亚太安全战略支柱的“前沿展开”和“本土防御”的关系，从而对相关的地区热点问题及其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影响之一是，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被认为因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局势而可能引发大国冲突。中日美、中朝俄、美日韩关系被认为具有关乎地区稳定与否的战略意义。但“9·11”之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对突出，朝鲜半岛被暂时划出了美国头等重要的外交议程，美朝关系与朝韩关系正常化日程有所迟滞。此外，南亚局势动荡，使美对巴基斯坦核设施安全的关注，超过了对半岛“两弹”核查问题的注意。至少在现阶段，美国的安全关注焦点是在内陆亚洲。但从长远角度看，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尤其是朝鲜半岛的核不扩散问题仍将成为大国关系焦点。
影响之二是，南亚局势注入新变数。塔利班全线失利后，使阿富汗政权建设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上升为重要安全课题。美国的南亚外交主要围绕“第一”和“唯一”两个轴心转动。“9·11”之前，美国发展对印关系，其政策思想是“印度第一”，但“并非唯一”。“9·11”之后，巴基斯坦地缘战略位置上升，成为美南亚政策的“第一”，但并非“唯一”。美国同时取消了对印巴的经济制裁。鲍威尔国务卿对印巴的穿梭访问，印美首脑会谈的举行等折射出美国重塑南亚权力板块的用意。
影响之三是，反恐怖在中亚国家关系中划下了一条无形的线。有舆论指出，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意图。战争结束后美国驻军中亚，将影响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凝聚力。“9·11”之前，中亚安全形势因中俄哈吉塔乌六国联手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的合作而进入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表明欧亚大陆新地缘政治力量的崛起。但“9·11”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展开及外交上的联横合纵，对中亚安全态势产生了影响。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变动，势将牵动国家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已经出现重新组合的迹象。
影响之四，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有进一步增强的可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穆斯林人口占较大比重。战后这些国家奉行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对国家统一与经济发展有过贡献。“9·11”后，个别国家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而引发政局动荡，导致宗教极端势力抬头，威胁国家安全与稳定；菲美军事和安全关系进一步加强，美向菲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派遣了反恐专家小组，协助菲武装部队打击阿布萨耶夫组织；美菲军方还签署了“五年工作计划”，并酝酿修改已签署50年的《美菲共同防御体系》。
第三，面对“恐怖性非对称战争”，各国将相对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亚太安全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9·11”之前，亚太安全合作主要有诸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多边对话机制。活动内容主要围绕“建立信任措施”、“预防外交”等传统安全概念进行。“9·11”之后，“非对称战争”的威胁，震动了各国高层。他们认识到，为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未来的各种挑战，各国将积极探索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新方式、新内涵，从而推进亚太安全合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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