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八国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期间，会场外爆发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造成1人死亡，184人受伤。图中躺地者为在此次冲突中丧生的意大利青年。
2001年，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颇具声势。在布拉格（捷克）、哥德堡（瑞典）抗议声势超过了前两年。7月，意大利热那亚八国峰会期间出现的抗议活动，更是达到了空前规模。抗议人群近15万，其“主力军”并非左派激进分子或暴力示威者，而是平和的普通民众。八国领导人讨论的经济、贸易和环保等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兴趣，倒是示威群众与警察之间的大规模骚乱，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001年一开始，美国经济就呈显出疲态，长期繁荣后的衰退已不可避免。“9·11”事件，是美国本土战后第一次受到严峻安全挑战，极大地挫伤了美国人的自信，对濒临衰退的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世贸组织多哈会议决定启动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要更多地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中国入世，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为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尽管有这些积极因素，但世界仍面临新世纪第一场经济衰退的强大压力，全球化进程步履维艰。
反全球化示威活动的加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在示威人群中，不乏要求恢复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极端分子；不乏要求退缩到“闭关锁国”状态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不乏对全球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感到担心和恐惧的普通民众。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民众反对的其实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各种问题：如政治右倾化，贫富两极化，生态恶化，穷国与穷人边缘化与孤立化，自然资源枯竭化，金融资本泡沫化，美国式流行文化与消费方式的普遍渗透，民族文化与特性的消亡压力等等。正是不平等、贫穷、边缘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和暴力泛滥，把各种不同动机的抗议民众组合起来。可见，反全球化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针对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人类的贫困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在世界许多地区，扩大贸易与市场开放消除了贫困。据联合国数字显示，当世界进入21世纪时，全球共有10亿到20亿穷人，3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0亿到30亿。现在发展中国家3／4以上的居民都能活到40岁，比以前的预期寿命提高了许多，成人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也大幅下降。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
虽然上述成就无可否认，但国与国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也是事实。这些差距不仅包括传统的收入差距，也包括新型的是否充分接近新技术的差距（如数字鸿沟）。1870年时，美英两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最穷国家的9倍，但到了20世纪末，美国的人均收入是非洲最穷国家的45倍。
反全球化者揭露出来的世界性问题是严重的，如人类共同的生态与资源危机；资本高速、超大规模、自由无界的流动，对世界生产体系构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大量社会群体实际上难以参与全球化。从这个意义看，反全球化并不是“庸人自扰”。
全球化还将继续，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是，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公司（资本）利益与民众利益、全球化经济与全球化社会之间将不得不协调其关系。特别是各国政府、地区组织与全球机构，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社会与环境问题，制定与贯彻新的社会与环境政策，以缓解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尖锐问题。
从多样性的角度看，全球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个版本，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应该有多条。今后的全球化不应以“全球一体化”的形式或“单一世界文化”为特性，而应寻求一种多元文化、文明的和平互动、共存与兼容。
反全球化运动中固然有各种杂音、暴力与非理性成分，除了这些不足取外，反全球化运动至少说明了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历史的曲线发展，让人们能更加全面、正确与辩证地对待全球化，以便寻求一个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方向，让全球化真正造福世界绝大多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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