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这个题目，既表达了笔者的一个愿望，也反映了一个局部存在的现实。
在好几个场合，我亲耳听到一些国内颇有影响的中青年翻译家满怀深情地谈到，自己的翻译生涯是从《译林》起步的，是《译林》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或是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译林》肯定了自己的成绩，给了一个译界新人所渴望的鼓励；是《译林》给予自己以信任，不断地提供发表的园地。于是，这些译界新苗在《译林》的辛勤灌溉下，借以时日，终于长成了今日的大树。
我觉得以上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丝毫没有夸张的意味。《译林》对年轻译者的扶植确实是不遗余力的，我手头就有一个可以印证的例子。九十年代初，《译林》举办了第二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我的学生欧阳昱以其优秀译作而获得二等奖（一等奖暂缺）。收到《译林》参加颁奖大会的邀请信时，他刚开始在某著名大学任教。他当然很想参加颁奖大会暨全国中青年翻译家研讨会，但他所在的大学由于经费紧张，无法支付会议一应费用。他多次恳求无果，而凭他的经济条件，又难以自力更生。万般无奈，他来信希望通过我请《译林》帮忙。我知道《译林》要承办这样的奖项和会议，经济上压力已经不小，更何况提供会议费用的先例一开，效仿者多了局面势难收拾。但与此同时，我又非常同情我学生的处境，很想帮他解决问题。作好承受被婉拒后的尴尬的准备，我打电话给时任《译林》主编的李景端同志，出乎意料的是老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译者提供路费和会议费用，不要说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少见的。《译林》培植新生力量的热情和大度，使我感动，也激励了欧阳昱。他由此起步，不断有译作见于《译林》，后来又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并因出色的译笔而多次获得澳大利亚（他已在那里定居）政府的资助，如今已成为澳洲一位知名的翻译家。欧阳昱在翻译方面能有现在的成就，《译林》功不可没。《译林》确实是某些翻译家的摇篮。
《译林》也有条件成为更多翻译家的摇篮。首先，它能为译者提供国内最大的译作发表园地，不但出短篇，而且也出长篇，杂志出版的频度超过任何一家同类大型刊物，每期发表译文字数的总量又属全国刊物之最。这些意味着译者在这里发表译作的机会多于任何国内一家刊物，对于年轻译者的成才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其次，《译林》至今一直举办着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吸引了众多译者参加。在作了过细的筛选后，不但评出了奖项，而且还发表了具有启发作用的获奖作品，以及指导性的评点，给予广大参赛者以业务上的启迪。尔后，《译林》和译林出版社又为优胜者提供更多的翻译和发表机会。这些无疑对选拔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译林》有译林出版社作为坚强后盾，不但经济上无后顾之忧，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即《译林》上发表的长篇可以进一步在译林出版社出版，这能使译者的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产生更大的影响，也有助于促进译界新人的出世。最后，《译林》调动了全国翻译界方方面面的力量，组成了强大的编委和编辑阵容，这为办好杂志，培养新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当今译界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摇篮。目前中国的翻译界青黄不接，人才断层，敬业精神不足，译文质量严重滑坡，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和忧虑。面对这样的状况，除了不断地发出警告和呼吁，乃至表达捶胸顿足的愤怒，以使人重视，恐怕还需要做些切实的工作，那就是创造一定条件，有意识地扶助和培养新人。在这方面，以自身的地位和实力而论，《译林》是责无旁贷的。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本文中的“摇篮”不过是一个比喻，旨在说明《译林》在培植翻译界新人方面所做的和能做的工作，绝不是说“翻译家”是可以像孵小鸡那样，在篮子里放几个蛋就能让母鸡孵出来的。翻译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个体劳动，通向翻译家的路，是译者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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