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翻译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终于开始有人严肃对待了。最近，《光明日报》针对翻译在实践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大背景之下，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译问题进行讨论，其意义是重大的。
最近几年，翻译界内部就翻译学科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也有过热烈的讨论。主要问题涉及两个大的层面，一是翻译学科是否有必要存在？二是翻译学科是否已经建立？
劳陇先生在《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一文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翻译界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大量进行盲目的实践，另一方面则不断制造空洞的理论”。（《中国翻译》1996年第2期）香港岭南学院翻译系的张南峰先生在《中国翻译》1995年第4期上，在分析了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界出现的一些基本倾向后，认为“翻译的语言学派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语言形式的转换，从而归纳出一些诸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增词或减词之类的所谓翻译规则，企图以这些机械化的手段达到最大的限度的对等——字与字、句与句的对等，却回避了文化差异、翻译动机、序言用途等重要问题”。据此，他借用西方学者（
Holmes，SnellHornby）的话，说“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同时，他指出：“至于文学派，由于他们翻译的主要是经典作品，原文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神圣的地位，因此，他们往往把忠于原文看作天经地义的、至高无上的标准，并且把这个标准套在其他一切类型的翻译上面，结果，他们也同样忽视了文化差异、翻译动机、译文用途这些可能会令译文偏离原文的因素，同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对劳陇和张南峰先生的这些观点，翻译界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应该说，在近十几年的翻译理论探索中，我们确实走过一些弯路。要看到，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流最古老最复杂的活动，几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就达到科学的认识，将之纳入“科学”的轨道，轻而易举地构建起系统的“翻译学”。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这十几年来的可贵探索遇到一些问题，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就断言译论研究是走入了死胡同，或断言翻译学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迷梦，必须丢掉幻想。实际上，若我们留心一下我国近十几年来译论界所作的努力，我们不难看到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曲折前行的路，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却在不断地前进着。从大的方面看，首先，译论工作者的理论意识明显增强了，这不能不说是摆脱“盲目的实践”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次，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了，并没有只限在所谓的“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的死胡同制造空洞的理论；再次，译论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地丰富与改进。正是因为有了译论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和不断进步，我们的译坛研究领域在渐渐地扩大，译论研究的成果在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承认，翻译理论研究也一步步跻身于我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长期以来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被排斥在“科学研究”大门之外的翻译研究，在历史上终于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要解决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加强翻译学科建设是最根本的任务。对此，我想谈以下几点看法。
1、译学研究要有独立的学科意识。不少人文社科学者从各自角度对翻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作为翻译学者，当然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这些研究，从中得到启示。但更应该保持清醒的独立学科意识，从翻译学科发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学科的有关研究成果，把它们纳入翻译学的范畴之内，来完善翻译的理论基础。
2.译学研究要有敏锐的理论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翻译不能只纠缠于一字一词之得失，而忽视整体的风格与效果。翻译研究也同样不能只囿于“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而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对翻译及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宏微研究。
3、译学研究要有开拓精神。译学要发展，应该抓好两点：一是“新”，二是“深”。所谓“新”，是要不断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做前人未做过的研究，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这对完善译学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深”，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这对提高译学的研究质量，巩固译学的理论基础，确立译学在学术界的地位，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4、要重视学术队伍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研究与教学从不被重视到受到相对的重视，从盲目走向自觉，从零散趋向系统，在实践中，翻译的教学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开始投身翻译教学与研究的许多同行中，有不少成了所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培养出来的一批批翻译方向硕士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学术骨干；而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翻译方向博士和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翻译学或翻译方向的博士，更是为我国翻译学术队伍注入了活力。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们的学术队伍建设还跟不上发展的步伐。首先在本科阶段，随着各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翻译教学量越来越大，师资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其次，从全国范围上，翻译学科的学术队伍的学历层次还有待于提高，特别是一大批非重点高校的翻译师资，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没有机会进一步深造。其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已经满足不了不断发展的翻译学科的需要。再次，从学术队伍的研究力量分布看，对翻译技巧研究的人员多，对翻译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员少，对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理论的研究更显得薄弱。
翻译的问题很多，给我们提出了多层次的挑战，要真正解决，重视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恐怕不是多余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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