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到文学》
刘毓庆著商务印书馆 
有明一代向来被认为学风极坏：不但空疏固陋、荒诞谬戾，而且剽窃抄袭、欺世作伪，以致有的学者早就发出这样的感叹：“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五经扫地，至此而极”。这种对明代学术彻底否定的观点自清初顾炎武开始，中经钱大昕、章学诚、崔述、皮锡瑞、王先谦、梁启超不断被强化，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和不可移易的学术定论，并一直沿袭至今。这种情况直到近二三十年才有所好转，出现了一些有关的论著。
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刘毓庆以全新观点对明代《诗经》学重新加以审视的学术专著《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格外引人注目。以往的著作在考察某一段落《诗经》学史时都是就学术的发展统而论之，本书则不然，它把明代《诗经》学从纵向上分成两大块：一是经学研究，一是文学研究。从文学的视角审视《诗经》学史，立即就会发现明代《诗经》学光辉耀人的一面：从汉唐至宋元的一千多年间，《诗经》学始终笼罩于经学和理学的迷雾之中，“只有明代《诗》学走出了这迷雾，寻回了自己的路”，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即把它作为文学作品，对它展开文学研究。
作者认为，《诗经》文学研究与经学研究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字句训释和篇章疏解，而在于心态和思维方式：“只有研究者从认识心态转为艺术心态时，《诗经》的文学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开始。”用体悟圣人微言大义的心态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艺术境界，亦即“解经之法”不可能得“风人之旨”。例如，将《诗经》研究由经学推向文学的代表人物徐常吉，对《诗经》的文学分析有四个方面的成就，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的认识。作者认为，在万历之后像这样的对《诗经》的文学研究胜过了经学研究，成了《诗经》研究的主流。一时间，流派纷呈，学者辈出，著作多达四百余部，其中很多都与文学研究有关，很快形成了《诗经》文学研究的高潮。这种情况是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从来没有过的。
《诗经》研究由经学走向文学这个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转折出现在明代中后期，而不是其他任何时期，绝非偶然，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作者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基础出发，认为“政治腐败”、“经济发达”导致生存方式由循规蹈矩的“古典式”向物欲膨胀的庸俗人生的转变；而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使理学的教条禁约开始松弛，个性得到张扬，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并促使人文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心理由“理”向“情”、由“雅”向“俗”的转变。士大夫人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文学创作和批评追求性情自由和崇情抑理，走向世俗并最终影响到学术研究。作者认为，正是这些“构成了《诗经》学由人伦道德、天理纲常为重心的经学研究，向以人生情怀为基调的文学研究转变的一个历史背景”。
（赵沛霖：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