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重教非今始。
二千多年前，一场干戈造就了两位彪炳青史的人物：越王勾践和美女西施。因之，我们有机会读到了勾践“卧薪尝胆”和西施浣纱的故事。灭吴争霸中，成就越国最为光彩的篇章的，即是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图强之策。生聚和教训即是发展生产和教育。而曾经是西施浣纱的那条浣江，对于越人后代的诸暨人来说，仿佛也有了某种昭示。
一种重教的传统，从此成为诸暨人的骄傲，更成为一种鞭策，最终在那一块沃土上滋育出一朵“耕读传家”的教育奇葩，并被诠释为：重教为共识、尊师为时尚、兴学为义举、苦读为学风。
“十年生聚”，其本为耕；“十年教训”，其本为读。倘使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去寻根溯源，还惊讶地发现，诸暨人这种“耕读”意识的形成，其实源于农家子弟最为朴素的做一个读书人的梦想。1924年出版的《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对此有过一番精辟的分析：
盖诸暨农业地带也，工商业向不发达，人不耕农，即便读书……由家长目光视之，既有耕农，不可无读书者。……子弟而尽农，不特全家人之职业嫌其单调，即一家土地田亩所需之力，或亦无俟尽驱其子弟而耕殖（植）之。则子弟众者，岁能多收十斛麦，即欲择其聪颖，遣令入塾矣。……于是上也者，夸其世代书香；次也者，亦自标其耕读家风。
历史是一位虔诚的大师。岁悠月悠，喧嚣的世界并没有吞没掉一个又一个农家培养读书人的梦想。正是这种看似朴素的梦想，导致“耕读”意识犹如生命基因溶进了诸暨人的血脉之中；也正是这种广受后人推崇的“耕读文化”，浇铸了诸暨教育大厦的栋梁。
有人说，到诸暨看教育，最好晚上去，这其中有奥妙。
夜晚，天上繁星闪烁，地上灯火璀璨。舞厅内人们悠然自得地翩翩起舞，卡拉OK歌厅内歌声掌声在夜空中回荡，千家万户在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与此同时，在诸暨这块2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城镇到乡村，几乎每一所学校也都是灯火通明，不是教师在伏案备课，就是学生在温习课文。
不用说，这是“耕读”之风惠泽的结果。他们的“好读”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的结果，更是一种潜意识中的自觉。从古至今，诸暨人不讳言，也不会放弃这样一种传统的继承——苦读为学风。当然，这种“苦读”，是指刻苦学习，勤奋学习。
在2000年全国数学竞赛中，诸暨牌头镇中的两对孪生兄弟双双获得浙江赛区一等奖，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奇的是两对双胞胎的家境都十分困难。孪生兄弟张富全、张富盛是牌头镇水下张村人。在兄弟俩1岁多时，父亲就离世了。全家生活靠母亲和姐姐以帮人干一点临时活计维持。而楼文锋、楼文杰这对孪生兄弟的家庭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兄弟俩是牌头小砚石村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在南昌师范大学读自费，全靠父母田头劳作所得维持生计。
令我们感概不已的，是这两对孪生兄弟并没有因为家庭的贫困而影响学业。相反，生活的艰辛，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努力学习的信念。张富全、张富盛兄弟和楼文锋、楼文杰兄弟虽都不在同一个班级就读，但在课余，四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
张富全、张富盛兄弟和楼文锋、楼文杰兄弟的身上，没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惟一在我们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字：苦读！这或许正验证了“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古训。
许多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诸暨人也似乎注定是重教兴学、好读上进的典范。
《儒林外史》中的那个故事，必定会让你心里怦然一动：王冕每晚至佛寺，依佛像之膝，借长明灯光攻读达旦。一个“好读书”的诸暨人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
我们还很自豪地读到了吹铁笛作诗的杨维桢和卖水浒叶子的陈洪绶。而“好读”的诸暨人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张秋人，1927年受组织指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不久，即遭被捕入狱。狱中，张秋人孜孜读书，在狱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并被称办了一所“监牢大学”。
一种绵长的好读书的传统，还使诸暨代有人才出。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份名单：蔡元培、何燮侯、金海观、陈范予、斯霞、何东昌、陈梅生。在一个县域，较为集中地出了这么几位在代近、现代教育史上有一席之位的俊彦，恐怕在全国也是少有听说。
而在中国现代科学的神圣殿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里，永远镌刻11位诸暨人的名字。如果从地域范围来看待这种现象，称诸暨为“院士之乡”并不为过。
今天，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道独特风景——自恢复高考招生以来，诸暨在这块特殊的战略高地上跃马奋先，树起了“高考状元县”的大旗。1978年至今，诸暨已向大中专院校累计输送人才3万多名。高考成绩持续领先全省。
2001年，诸暨5546名学生参加高考，上线人数达4846人，上线率达87.4％，为历届高考上线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上重点线的考生数为748人，本科上线人数为2399人，分别比浙江省总数列第二的县多400人和700余人。
这里，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诸暨教育，说一说城里孩子投奔乡下的故事：与杭州、温州、绍兴等这些处处散发着现代都市气息的大城市相比，诸暨的小县城以及那些算得上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则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而就是这个处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地方，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在许多人眼中充满着某种诱惑，最后，甚至卷起铺盖投奔而来。据说，近几年来，杭州、上海、温州、宁波、绍兴等地到诸暨求学的学生已达数千人。就是2000年，外地学生到诸暨读书的就有2000多人，占了当地总生源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诸暨一所中学仅杭州学生就达800多人，每当周末放假，20多辆大客车满载学子返杭，景象颇为壮观。
城里读书郎，下乡读书忙。可以说，它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诸暨教育的无穷魅力所在。城里的孩子缘何下乡读书？据说，这些城里的孩子投奔诸暨就读，关键在于这块土地充满了某种诱惑，很少让那些充满希冀的目光失望。
于是，在诸暨各校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地方特色”：在牌头中学的外地学生中，以浦江县为大宗；学勉中学以杭州学生为主；湄池中学以原萧山市的学生为多。当然，因近水楼台，每所学校都少不了绍兴籍学生的身影。
“人不耕农，即便读书”；“既有耕农，不可无读书者”，在所有对诸暨人“耕读”传统的描述中，这大概是最为贴切、传神的了。
几年前的一天早晨，我们散步到诸暨火车站，看见一位老伯伯送儿子上大学，老伯伯一边往儿子的手里塞茶叶鸡蛋，一边唠叨着：“路上别饿着，吃饱了好读书。”车开走了，老伯伯还频频朝远去的孩子挥手。后来一打听，方知老伯伯是五一镇人，他已经送三个孩子上了大学，还说送一个孩子上大学，心里头就多一分甜蜜。
“种田地的父母亲自己再苦生活再拮据，有的连一家衣食尚且不能周全，也总是会想方设法送子女去读书。”诸暨人在客人面前，总喜欢这样唠叨上几句：“哪个家长不送孩子上学，亲戚朋友就要指着他们的脊梁骨数落，说只会生孩子，不会教孩子。”
然而，仅仅如此吗？显然不是。
今天的诸暨教育，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以课堂学习的革命打造了一座“学在诸暨”教育大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正成为诸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多年来，教育部门明确不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将升学率高低与奖惩挂钩。
一直以来，在诸暨中学传颂着这样一件事：1996年6月，学校的体育馆落成了。请谁来题写馆名呢？许多人想到了名人名家。出人意料的是，学校一改传统，竟借此在全校学生中开展了征集馆名书法作品的活动，结果，当年就读高三、年仅19岁的学生杨莹的作品入选。如今，每当客人来访，诸暨中学体育馆上的“体育馆”三个鎏金大字总是会引来一片叫好声。
这样的故事，是诸暨中学“求发展、扬个性”办学思想最好注脚，也是诸暨教育着力引导学校向“全面加特色”、引导学生向“合格加特长”方向发展的一个缩影。
水活渠清，本固花繁。
多年来，诸暨各级各类学校在推进素质教育工作中，抓住创新教育这个核心，有针对性地选定实验内容，开展立项研究。这其中，有获得全国教科研成果一等奖的城关中学的“提高初中生学习适应性实验研究”课题研究，有市实验小学的“超前教育”、“小班化教学”等课题研究，有暨阳小学的“心理训练对小学生智能发展影响的实验研究”，有市实验职中开展的“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活动等。
研究诸暨教育，不难发现各级各类学校愉快教育、成功教育、自主创新教育和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的广泛开展，着力点却是相同的，即“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学得更主动、生动，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诸暨，只要升起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心算新星，所有的人都猜想得到，他（她）十有八九是出自城关二小的。我们了解到，自1990年9月成立珠心算教育研究室以来，经市珠协鉴定，该校学生中珠算技术水平达到国家能手级的已多达28人。
在诸暨，还早就听说市少儿业余围棋学校的名气。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所围棋学校的棋手是店口镇小的小学生。学校从1989年开始尝试搞围棋教学，全校除六年级的学生未开展围棋教学外，其余年级的近千名学生可谓人人在学下棋。至今，已连续7年在全市少儿围棋比赛中夺冠。学校还是“全国围棋育苗工程”成员单位。
我们更知道牌头镇越山完小有一所少年农科院。学校自1990年创办“农科院”以来，常年坚持课余的农业科研活动。在劳动中，既使学生们学到了一些劳动技能、技术，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又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增长了才干。“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张潮就出在这所学校。
特色项目、特色学科、特色学校的三个层次的教育，构成了诸暨特色教育体系的框架，学校既完成了文化科教学任务，又培养、发展了学生爱好、特长。今天，它使“学在诸暨”这一品牌越来越响亮和一朵教育之花的斑斓多彩：在全国初、高中数理化各类竞赛中，诸暨已经连续18次分别获浙江赛区的团体优胜和第一名的好成绩，其中初中数学竞赛连续9次获全省团体第一，全国高中数学竞赛6次获团体优胜。同时，还获得了省首届小学生素质比武团体一等奖。
越人后代崇拜智慧、崇拜灵气，而渐渐远离兵刃相见、刀光剑影，最为突出的当是教育的兴盛。“百家之村，皆立学校。当其盛时，上小东一乡，不下三百余所。”这是对诸暨在20世纪初办学盛况的描述。而这种办学盛况，不正是诸暨人“重教兴学”的最好写照？
方镒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似乎早在600多年前，方镒就有了现在人们那样的觉悟——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他的父亲曾打算建学塾，置田产，以教育族人子弟，而这个志愿没有实现就去世了。方镒继承父亲的遗志，捐出沃田，建造白门义塾。这是诸暨有记载最早的学塾。
斯宅素以恢宏精美的清代古建筑“千柱屋”（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在200多年前的深山冷坞，一代巨富斯元儒在建造“千根柱子起豪宅”的“千柱屋”的同时，也不忘耕读传家，在屋后松啸湾之麓特意建造了一幢笔峰书院。
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千柱屋”的不远处，一座集学塾、家庙于一体的建筑——华国公别墅，同样处处散发出浓郁的书香味。斯华国一生酷爱读书，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要造一座象模象样的私塾以供族人子弟就学，然终“以年高不及为，赍志而殁”。他的儿子斯志蒲、孙子斯源清等坚持其志，费心费力，历经数载，终于建成别墅，实现了斯华国的遗愿。这里还成了后来的象山民塾的塾址。据称，这种家庙、学塾于一体的古建筑，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值得一提的，是别墅的建造者还陈条规勒之于碑，为鼓励读书，凡赴岁科考的生童，皆资助费用，款项由祠产供给。
学塾的兴盛，显示出诸暨“耕读”文化的根深叶茂。在诸暨，颇有名气的学塾还有店口义塾、屏山义塾、梯山义塾、邑城义塾等。资料表明，清末全市有学塾（包括书院）达790处。一时全市境内书院、学塾遍布，书香盈屋，书声琅琅，其情状堪为一景。
方镒、斯元儒、斯华国的身上无疑体现着诸暨人那种受耕读文化薰陶的重教兴学的情结。社会贤达、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捐田捐资，重教兴学又是诸暨一道亮丽的风景。
于是，许多年以来，就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出外创业后又逆向而行，又把大把大把的资金投到了诸暨。他们的投资不是为了办企业，也不是为了经商，更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在故土大兴土木。
所为何来？只有两个字：教育。
这些人便是诸暨籍在外人士。吴中伦来了，徐逸樵来了，斯孝坤来了，斯国勋来了……他们的行为所表达、所代表的，是无数诸暨籍在外人士的心声：让孩子们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安心读书。
1999年教师节前夕，一位名叫俞建虎的年轻农民企业家个人出资100万元设立奖学基金，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当时诸暨个人捐助教育出资数额之最。谈到为何要设立百万奖学基金，俞建虎感慨地就：“企业发展的每一步，离不开科技知识，离不开科技人才，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因此，企业有了实力，一定要回报社会，为社会奉献一份力、一片情。”就是这位俞建虎，还决定出资200万元，资助50名贫困学生上大学。
而就在一年后，次坞镇又有一位名叫俞益锋的企业家个人出资230万元建造了次坞镇中心幼儿园。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诸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对知识有了强烈的渴求，既迫切需要提高自身和下属员工的素质，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富而思教，热心解囊投资教育便成为他们人生的得意之为——诸暨电动工具厂出资520万元易地新建了南山中学；大东南集团捐资300万元建造了璜山镇小教学楼；兆山建材集团捐资150万元扩建五一镇中；李字集团拿出150万元捐助牌头镇小易地新建……近三年中，诸暨累计捐集资达1.03亿元，占全市教育经费总收入9％左右。还有，诸暨市贫困学生助学基金会自1996年成立以来，用基金所产生的利息，至今已分11批长期资助特困生3411多人，临时资助贫困学生4221人，资助总额达206万元。
历史到底有多长？它又能容纳多少感人的兴学故事？我们实在无法回答。惟一不变的是千百年来一个个兴教的故事轮番上演，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出场人物，但故事的情节一样让人唏嘘。
“从教育外部看，诸暨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几个方面的优势。群众观念优势即是其中之一。”市教委主任姚汉松这样认为，“这其中，一方面是耕读传统所形成的‘兴学为义举’的民风所致，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在阐述把厚实的传统优势化为教育发展的动力这一现象时，他用一句话作了概括：这是传统的积淀和升华。
姚汉松说，在诸暨个私经济优势明显的经济结构下，吸引和集聚社会闲散资金，走企业化、社会化、产业化办教育的路子，自然成了诸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潜力所在。
1994年3月，诸暨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发展我市教育的若干意见》，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开了全省先河的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在普通高中招生数中划出40％作为自费生，并让部分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使学校能够通过自己的办学质量和特色来吸引学生。并且，诸暨乘势而上，提出了“保中间，放两头，活全局”的教育投资策略，即政府集中财力重点保证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幼儿教育积极稳妥地走上社会办学之路。
从此之后，诸暨高中段教育在政府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得到逐步增强，实现了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通过招收自费生，全市每年筹资在3000万元以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高中段教育入学率得以大幅度提高，从1993年的32％跃升到2000年的85.5％。
社会化办幼儿教育也带来了幼教事业的勃勃生机。全市幼儿园年收费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近三年中，全市由社会资金投入建成中心幼儿园23所，累计投入资金2600多万元。
走社会化办学之路，在诸暨最具特色的还是民办学校的蓬勃兴起。早在1996年6月，诸暨人就大胆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出台《诸暨民办学校管理办法》和《诸暨市民办学校教师管理办法》，提出“不唯成份看成效，公办、民办一视同仁”。
迄今，诸暨有经教育部门批准的民办学校16所，其中幼儿园3所、普通中小学5所、职业学校7所、专修学院1所，在校学生1万多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7.7％。其中，海亮外国语学校、天马实验学校和荣怀中学三所还成为省优秀民办学校。
一位哲人说，一个民族的传统就像一条河，它从源头流下来，流下来的过程中自然会有流失，肯定要消失一部分，再也没有了，但也会有一些支流加进去，然后，河仍然是那一条河。这是一种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以及翻开那新的一页，检阅诸暨教育的昨天和今天，就会产出这样的同感。一直以来，人们总是这样认为，诸暨的基础教育的优势得益于“耕读传家”传统的锻造。那么，现在恰恰是这种传统锻造的优势扩张，反过来又使传统教育得到了延伸。
“校舍，是城乡最新、最美的建筑！”今天，这样的感慨，发自每一位诸暨人的内心。资料显示，在20世纪最后的一个10年间，诸暨新建、改建校舍面积达104.8万平方米，全市占70.2％的校舍旧貌换新颜。并且，新建、改建的200多所学校，全部按国家和省要求配备了实验仪器和语音、体、美、语言等专用标准教室，以及现代化的图书馆、阅览室。
青山乡是诸暨最贫困的镇乡之一。没有到过这个偏僻山区的人也许不会相信，就是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成为诸暨市率先完成校点撤并调整任务、绍兴市第一个通过高“普九”验收的贫困镇乡。2000年3月，青山乡又被授予省“教育强镇”称号。
一个贫困镇乡尚且做到如此，还用说其它地方吗？
或许，从创建省“教育强镇”和绍兴市高标准“普九”镇乡中，又可得到满意的答案：至2000年底，诸暨先后有4批共20个镇乡获浙江省“教育强镇”称号，总数位居全省县级市之首。同时，有31个镇乡通过绍兴市政府教育督导室高标准“普九”验收，无论总数还是比例，又是居绍兴市各县市之首。
如果说，凭借“耕读”传统的优势，抢先发展是诸暨教育“现代版”继续打响的机遇的话，那么，和机遇相伴的条件是什么呢？
1994年，诸暨市委提出了“三个一”发展战略。“三个一”’即是一个建设新兴中等城市的目标，一个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和一个优势扩张战略。从此之后，教育作为诸暨一大优势，被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来对待，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受到了特别的“优待”。
在经济尚不发达的80年代，诸暨喊响了“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在经济建设有了长足进步的90年代，提出了“发展不忘教育”的口号；如今，则确立了“经济强市，教育为先”的战略。
从1994年开始，诸暨开始把一些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列为“市长重点工程”，进行工程进度和质量的重点督查，确保顺利实施。在一长串的“市长重点工程”的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每年度都有一项教育实事工程得到实施。至今，已有8项教育工程得到了实施，总投资达4亿多元。
2000年，新学勉中学和私立诸暨高级中学的落成启用了，一切又是那么地让人难以置信：1.2亿元和1.7亿元的投资，只是为了一所学校的建设。在过去，这恐怕做梦也不敢想像的。而在诸暨的大地上，投入上亿元的学校又岂止新学勉中学和私立诸暨高级中学？这两所学校的崛起，只是再一次向人们展示着诸暨人在教育事业投入上豪爽的一面。
到处是机声隆隆，到处是日夜施工。有人这样说，大兴土木、扩容裂变几乎是近几年诸暨教育的“主题曲”。窗明几净的教学大楼，设施配套的标准教室，背着书包上学的莘莘学子，还有建筑工地上轰轰作响的施工机械，都在向我们昭示着诸暨人执著不懈的追求和蓬勃向上的力量。
“耕读”文化的积淀，让人们无法探测到它的深浅！而我们，或许只是撩开了覆盖在那上面的一层薄薄的面纱，抑或只是发现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捡到了几块闪光的历史碎片。不过，这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们明白，如果有人认为诸暨教育仅仅是一本历史的书，它的辉煌仅仅属于过去，那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作为珍珠之乡、香榧之乡，又作为民间艺术之乡、篮球之乡和建筑之乡，诸暨的确有令人引为自豪的地方。但是，倘使有人问：今天的诸暨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诸暨人仍会异口同声回答：教育。
在诸暨市政府办公室，年轻的副市长陈国燕掰着手指头，为我们列举了这样的几件事：
1980年，全省教育系统提出“远学桃江，近学诸暨”；
1983年，成为全省首批普及初等教育县；
1986年，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1987年，获全国中小学实验室与仪器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1990年，在全省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1992年，列入全省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试验县（市）；
1993年，在全省率先通过省政府、国家教委“两基”工作验收；
1995年，被评为“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县（市）”；
1996年，成为全省首批“普及实验教育县（市）”；
1997年，被评为省“两基”工作先进县（市）；
1997年，被确定为省首批素质教育实验联系县（市）；
1997年，被省教委确定为人事制度改革联系县（市）；
……
诸暨教育的独具魅力之处还在于它始终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没有大起大落！好像从坐标原点向上的一条正切曲线，始终是平稳上升，而不是起伏上升。”陈国燕的解释不算难懂，也能够说明问题。
有人说，诸暨教育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这可说是毫不夸张。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而言，诸暨教育都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
今天，扎实的基础质量又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脚：全市有公办小学256所，适龄人口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100％；公立初中40所，适龄人口入学率为98.8％，毕业率100％；公立普通高中7所，公立职业高中7所，综合高中1所，高中普及率为85.5％；弱智学校和聋哑学校各1所，残疾少儿入学率为96.2％；还有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16所，基本形成了一个以义务教育为重点，各类教育相互竞争、协调发展的格局。
数字是枯燥的。但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教育成果，构成了诸暨教育的繁荣景象。在此基础上，一艘“航空母舰”驶离诸暨，冲出浙江，冲向全国。
1999年12月6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就是这一天，省教育强市评估验收组一行7人到达诸暨，展开为期两天的检查验收。
浙江教育，谁堪为“示范”？或许，在评估验收组的最终结论上可以找得到答案，那是一项让人们惊诧而又不得不折服的记录：14项评估验收指标全部达标。
每一个数据的背后，写满着骄傲！
每一项指标的背后，写满着自豪！
而今天的诸暨人又有了雄心勃勃的开始——相约2005年：诸暨教育已经锁定“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在需要的是用我们的智慧和激情，为诸暨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姚汉松的这番话，在我们看来，更有这样的意味——
迎着新世纪的缕缕曙光，我们看到了诸暨教育霞光满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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