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可什么样的大学才能称得上一流呢？回答可能很多，但没有人能否认，一流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学术。若没有一流的学术，也难有一流的教学，更难以培养出一流的创新人才；此外，大学要转化科研成果，为社会服务，如果没有一流的学术，也难以实现。
谈到建树一流的学术，现在我们都痛感具有原始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太少。其原因有很多，例如资金不足、人才外流、科研人员待遇偏低等等，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学风上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学术环境和学术土壤的问题。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刚刚开始转入市场经济，追求利益，特别是短期利益已发展成一股社会风气，反映到学术界来，就是急功近利与浮躁的学风的抬头。
表现之一是，科研过多地与职称、津贴、地位（包括官位）直接挂钩。申请基金可以不考虑是否真能完成，奖励可以“滚雪球”，论文可以一稿多投或一篇拆成几篇。科学家把精力都花在种种“活动”方面，怎么可能潜心研究呢？
表现之二，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健康的学术氛围。奖励评定、技术成果鉴定、论文审阅中，不符合实际的“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先”比比皆是，实质性的批评意见很少有人提，权威的意见不能碰。
表现之三，对科学缺乏热情，缺乏奋斗精神，遇到困难与失败不能坚持。稍有成绩就待价而沽，要职称，要待遇。
表现之四，违背道德规范，弄虚作假，不少已发表论文的结果不能重复，致使大家不敢相信国内刊物上论文的结果，有人干脆不看国内刊物。凡此种种，还有很多。
出现这些现象，有社会大环境问题，有政府、学校及科研机构的政策导向问题，但也与学者本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有密切的联系。是把科研看成是取得名与利的“敲门砖，还是把科学作为自己的热爱，把科学创造的真、善、美作为自己的追求，在科研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
两次获诺贝尔奖的英国生物学家桑格说：“有的人投身于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奖，而且一直千方百计地考虑如何才能得奖，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功的。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你必须对它有兴趣，你必须做好进行艰苦工作和遇到挫折时不会太泄气的思想准备。”
不久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成果奖的袁隆平院士与吴文俊院士所取得的“杂交水稻”与“数学定理的机器证明”的成果，都是30多年艰苦奋斗的产物。
北大的王选院士，前不久在光明日报《科技周刊》发表题为《金钱和荣誉不是成就的动机》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我在从事电子出版系统项目研究的26年经历中，开头13年是逆境，十分艰难，但苦中有乐。例如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苦苦思索几个星期，睡眠很少，忽然在一天半夜想出一个妙招，难关迎刃而解，并且可以预见到这一新设计对将来产品性能价格比的重大改进时，兴奋之情难以形容。所以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它给人带来的愉快就是最大的报酬，这也是一种高级享受。一个人的成就动机主要并不是源于金钱和荣誉，而在于对所从事工作价值的追求和来源于这项工作难度的巨大的吸引力。”
北大医学部近年来取得的优秀成果，也最集中地体现了科学精神，其中不乏动人的事迹。例如，韩济生院士30多年如一日，从针刺麻醉、针刺镇痛到针刺戒毒，坚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国传统医学中针刺治疗的机理，不断取得新的发现；童坦君教授十几年前开始从事衰老机理的研究，从建立衰老细胞模型开始，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但他锲而不舍，终于在延聘期间取得突破性的发现；王海燕教授领导的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三十多年来坚持临床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研究肾小球肾炎的发病机制，并由此指导诊断与治疗，在此过程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既精通临床医学，又懂基础研究的拔尖人才；口腔医院的王兴教授，从九十年代起，瞄准国外刚刚起步的颌骨牵引成骨技术，迅速展开科研，从大量病例中积累经验，走到世界前列。他们都是广大科技人员学习的榜样。
记得有人说过，宁愿萤雪十载去钻研学问，而不去追逐容易博得掌声的时髦玩意儿。这是热爱科学的人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接过这笔财富，热爱科学，淡泊名利，追求一流学术，为建设一批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
韩启德病理生理学家，1997年10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生于1945年，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82年在西安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1985年9月至1987年8月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学系进修。现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曾于1993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文至1996年10月已被SCI引用125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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