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
柳传志，1944年生于上海，著名企业家，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华工商联副主席。
曾就读于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子弟小学、北京25中、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1984年与同事毅然走出中科院计算所创业。
记者：作为中国最大的IT企业的“老板”，在中国加入世贸后，你更关心受过哪些教育、具有哪些素质的新人进入企业？
柳传志：可能会更多关注一些在国外企业学习、工作过的优秀人才。从总体上说，企业最需要两种人才：
一是领军人物。所谓领军人物，首先要有在“德”的方面的素质。国外的职业经理人特别讲职业规范，但联想要和他们竞争，光讲职业规范不够，要特别强调是不是把企业的利益看得最高这一点，要能从感情上、机制上把自己融进企业的运作。其次看基本能力，能力有很多种，但我最看重归纳总结的能力，就是看他能否在所做过的事情中提炼、总结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善于研究的人有系统设计的能力，能开大局。企业最缺的是这样的领导人物。他像阿拉伯有效数字中的“1”，“1”后面一个零就是“10”；跟两个零就是“百”；跟三个零就是“千”……
第二种人是能具体运作的人才。他需要具有非常强的责任心，在台湾也叫“企图心”，就是要有很强的自主性，能扎扎实实地把答应人家的事情做好，能担当得起责任。
记者：这些企业人的基本能力、素质该如何打造？教育方式的哪些方面需要改？
柳传志：“改”恐怕还是挺难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文化背景有精华也有某些缺陷，有些思维方式是从封建文化那里传承来的，对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我们到国外参观时就有感触，凡尔赛宫里油画中的皇帝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而我们故宫里皇帝的画像，全是写意，都长得差不多，这除了当时闭关锁国外，多少也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文化的灌输方式有关，这种只求同、不求变的方式常常不切合实际的需要。中国的教育难就难在需要对文化本身进行改造。
记者：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学生时代居于前20％的那部分学生，从业后至少有半数并不具备什么优势，你怎么看？
柳传志：在应试教育中做得再好，往往也只能给人带来儿童时代的光环。我个人认为，学习能力和概括总结能力主要靠悟性，靠启发，是没法用考试来检验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概可以有三种获得：一是获得各种知识技能；二是获得学习方法、思维方法；三是学会设计自己，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分几步走。教育应当尤其重视后两种能力的培养。
记者：你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可你成功地完成了从科技工作者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你的基本能力，特别是那些“非智力因素”是怎样形成的？
柳传志：我当学生的时候是好学生，能排在前面，但从不是尖子，那样的尖子要以付出太多的时间为代价，而我可以有很多时间来看杂书。因此我的“非课本因素”要好一些。除了本专业外，我对文学写作有兴趣，爱写短诗，善于用激昂慷慨的方式、形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逻辑和思想。我还喜欢体育，喜欢打球，中长跑什么的。
我是搞科研出身，原来根本没有学习过企业管理，对企业的认识主要得益于国内外的书本，并通过实践来理解。书未必多读，读了要必有所得，摸到规律就能打胜仗。
记者：在联想的员工中，不同大学毕业的学生这类能力有差别吗？
柳传志：有差别。有些优秀学校的毕业生有很强的自我设计意识和能力，这样的人比较好用，能成为帅才。朝这个方向培养人才，MBA是一种方式，一般学校的课程也应加进企业成果转化这部分，不光介绍，还要让学生到企业实习来体会。联想招聘的毕业生，也要从“入模子培训班”的培训开始。
记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怎样排序？
柳传志：社会的影响最大，家庭的影响可能比别人也大一些。主要在做人方面。还有我的父母是非常开明的父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被选上当飞行员，特别高兴，可临近高考的时候，又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原因是有个亲戚是右派，可高考复习也被耽误了，因此情绪低落。这时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
和父亲比起来，母亲看起来很柔弱，但她在“文革”父亲挨整的时候从不说违心的话，非常坚强。他们的品行的影响，使我少犯很多错误。最近我悄悄带他们到上地科技园区的联想基地去看了看，我想他们最欣慰、最高兴的地方，就是我领导的公司从小到大都是正正派派的公司。
记者：你的子女受你这个企业家的影响大吗？
柳传志：挺大的吧！我们常交谈。我的儿子和女儿从北邮、北大毕业，都学计算机，现在都在国外读研。他们都有能力完成对自己人生的系统设计。对待子女我有三条原则：第一我自己的财产与他们无关。第二我和他们讨论个人问题只谈原则，不提建议，给他们留出自主空间，包括结婚、找工作。我儿子毕业后曾应聘到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没人知道他是我的儿子。我觉得有些家长总是摆出架势为孩子指路，又不了解实际，其实很可笑。第三，只要是他们积极去读书，无论念到什么程度，我都会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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