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关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19世纪后半期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为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认为“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估计，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唯物史观的流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所认可、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在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翦伯赞的这些话也同样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的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
唯物史观怎样推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是一个人难以做出全面回答的。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肤浅认识讲几点看法，和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一部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和整体的研究，这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等，作有系统的、整体的、科学的把握，确实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存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尽管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仍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大家知道，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有《食货志》，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进展是缓慢的，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同样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发展到这一阶段，却是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要发展到更高、更加理性的阶段，也只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能达到。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释。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意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从这两点认识出发，我认为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也走了不少弯路。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条件上看，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干扰。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现在，是到了我们完全走出这个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候了。我们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严重教训，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不论是总结成就，还是吸取教训，我们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用来代替这个体系。其次，它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的合理性。
（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的创新。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翦伯赞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重大问题，是从理论上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我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和途径。
（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近2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当予以吸收，为我所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容。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需要我们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做出艰苦的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