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举国思变图强的形势下，89位中科院院士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首肯。随后，国务院于1986年2月14日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是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经费由计划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争机制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党和政府尊重和保护科学家创新精神，推进民主管理科学技术实践的重要里程碑。
15年来，科学基金有效地促进了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基础研究的合理布局，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推进基础学科建设，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尽管如此，科学基金工作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资助原创性的项目还太少，科学的成果评价与管理体系尚待建立和完善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体上说，大多属于跟踪性的创新，原创性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在基础研究的管理上还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有利于源头创新的良好宽松环境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去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根据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等要求，推出了若干新的试点举措，包括扩大面上项目数量，适度增加资助率；妥善处理非共识项目，保护创新积极性；适当提高连续资助项目的比例，增强研究工作的积累；设立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推动学科和人员的交叉；拓展联合资助范围，推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衔接等。
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依赖于高水平的科技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青年科技人才。要继续实施人才战略，充分开拓国内外的人才资源，不断完善人才培养资助体系，发现、培养、凝聚和用好人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是：通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支持以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的创新研究群体等，选拔、培养和造就一支在前沿领域开展创新研究的中坚力量。我认为今后还应当针对基础研究管理中存在的其他重大课题，采取必要措施，深化管理改革。
我们要采取措施营造一种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从而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文化。
历史上，20世纪初，世界科技中心由经济发达的英国转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德国在哲学上首先摆脱了机械论的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建设科技创新文化，我们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为在中国的大地上取得引导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的原创性重大成果，使我国从一个科技大国转变成为一个科技强国而努力。
建设创新文化，要坚持“双百方针”。在项目评审中坚持维护科学基金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不断提高评议的质量和水平；在成果评价和管理方面，要善待和宽容失败，防止“重包装，轻创新”的不良倾向。要注重对研究成果的贡献和长远价值的评价，不搞“一刀切”，不片面强调论文的数量。
科学基金的评审和资助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导向性。在这些工作中，不仅要注重考察申请课题的长远的学术价值，还要注重考察资助对象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准。要提倡追求真理、敢于挑战权威的创新意识，提倡“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的那种不懈探索的精神，以及高尚良好的科学道德和严谨求实的学风。
陈佳洱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出生，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63－196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与卢瑟福研究所进修，1982－1984年任美国石溪大学和劳伦斯伯可利国家实验室访问科学家，1984年8月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主席、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主席。早期进行等时性回旋加速器、静电加速器、粒子束脉冲化技术研究，近期从事加速器质谱计、新型重离子RFQ加速结构和微波超导加速腔的实验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