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素养调查是从美国开始的。1979年，当时任美国伊利诺宜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的米勒教授开始尝试在美国国家公众科学素养的连续调查中建立对美国成年人（18－69岁）的科学素养评估体系。米勒认为，科学素养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具有足够能力阅读报纸和杂志中表达各种科学信息的科学词汇，二是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基本的了解，三是对于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具基本的了解。大多数人认为，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提出一个符合目前状况的标准是必要的。然而，制订一个符合所有国家适用的标准是十分困难的。世界各国现在仍然在全部或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米勒的标准。我国此次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也采用了这一被公认的指标体系。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是了解中国公众成年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对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看法和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手段等各个方面情况的重要方法。我国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以来，已经形成每隔两年进行一次的调查研究工作程序。
此次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4％，即每千人中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比5年前提高了1.2个百分点，在过去的5年里，平均每年增长0.24个百分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实现了连续五年的持续增长，这是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结果，也是我国正规教育迅速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应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据美国1985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5％，即每千人中有50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1990年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每千人中的69人具备科学素养。另外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我国公众在性别、职业、学历、年龄、城乡、经济发展地域的分布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人群的科学素养偏低的状况令人堪忧。
分子、激光、DNA等科学概念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对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公民了解这些科学概念都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每天都通过媒介接受科技方面的新名词、新信息。诸如“纳米”、“克隆”、“干细胞”、“转基因”等等，公众对这些新名词的接受程度，直接体现出科学素养的高低。
基于我国的国情，这次普查选择了在报纸和刊物上出现频率较高的“分子”、“INTERNET”、“DNA”、“辐射”和“科学研究”这几个基本科学术语和概念，作为衡量我国公众掌握科学知识水平的标准。然而结果并不乐观，在五个选项中，对“科学研究”自报了解的比例最高，达到80％以上，对“分子”、“辐射”的了解人数也过半，而对“INTERNET”和“DNA”了解的比例最低，都不到20％，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公众对科学术语的了解程度比例还不太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如今已成为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并已经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技术，我国公众的了解程度却最低，如果一个公民在遇到这样的术语的时候因为不了解而无法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和知识，那么，这个公民的科学素养的提高无疑将受到影响。
在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今天，一个人的科学素养的高低，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已经开始影响到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在不断影响和改变国民的价值观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未来各级政府的任何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政策都要在公众理解基础上才能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开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后需要有效地借鉴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得以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越来越多，科学技术决策的民主化进程与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的进度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公众科学素养的量化数据。
这次问卷有这样一个问题，两个科学家想知道一种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是否肯定有效。第一位科学家将药分给10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然后观察有多少病人的血压有所下降，第二位科学家则将病人分成两组，第一组500个高血压病人服用，另一组500个病人则不服药，观察这两组病人中血压下降情况如何。请问第一位和第二位科学家中，哪一位的方法测试药的效果更有效？
调查结果显示，能够正确回答出第二位科学家的方法更有效的比例超过半数，其余的人回答了“第一种方法”和“不知道”。从横向上来说，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半的人能够准确回答，不能说比例较高，但从纵向上来看，这一比例比起5年前的科普调查有较大提高，说明我国公众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已有较大的长进。
卡尔·萨根说过：“科学方法似乎毫无趣味、很难理解，但是它比科学上的发现要重要得多。”国际科普理论学者认为，科学方法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公众理解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科学方法并应用这些科学方法解决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的盲从行为，也与缺乏科学方法有关。
此次调查表明，公众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是持正面和积极的看法的。超过70％的人认为，科学研究是利大于弊。
从调查中看出，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益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抱着十分积极的支持态度。甚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于并不能马上带来效益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程度也是很高的，这是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力量所在。
在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公众在对待环境污染、食品添加剂滥用、资源过度开采、滥用农药这些科技问题上，其关心程度都比5年前有所提高，尤其是对“森林砍伐和大量垦荒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及水土流失”问题，有62.8％的公众对此很关心，被列为关心之首，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日益增强。但对于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都会带来伦理道德水平的变化的认知水平却较低，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传播方式，而且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出现，将对我们的道德观念带来的变化还关注不够，也许这是由于这些高新技术并没有形成产业化，还没有对公众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的缘故。但是，有专家指出，这个调查结果并不能说明我国公众所有的文化群体都对这一问题没有思考和认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高学历的人群中，对科学的作用持有更理性的态度，这也说明了发展教育事业，是尽快提升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