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必要

布什总统在外交政策上对鲍威尔已越来越倚重，在对华政策上也基本采纳他的见解。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1月中旬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前和“9·11”事件后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有关官员对中国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他希望布什总统即将进行的访问可以促使政府集中精力制订明确的对华政策。

如果从2000年美国总统竞选时说起，布什的对华政策基调从抛弃“战略伙伴关系”，到提出“战略竞争关系”，再到宣布放弃“战略竞争关系”，进入“非敌非友”的中间地带，直至在APEC会议期间与江泽民主席共同提出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美中关系走过了半个“U字型，去年4月发生撞机事件时降到最低，现在又开始从谷底往上走。

1993年克林顿组建新政府时，人们曾问：“外交和国家安全班子里怎么不见日本问题专家？”2001年布什组建班子时，人们则问：“外交和国家安全班子里怎么不见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变化表明布什总统曾经想降低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在这种思路下，五角大楼的战略评估又把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对手，提出了战略东移的构思，要对中国实行军事围堵。4月，布什在以强硬姿态处理撞机事件的同时，又公开发表“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言论，并很快决定大规模对台售武，包括历届美国政府从未答应过的8艘柴电潜艇。这一系列不利中美关系发展的事件并不是成熟的对华政策的体现，而大都是在竞选惯性的冲动下作出的反应性行动。布什总统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9·11”事件冲击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用一位美国记者的话来说：“这次事件暂时解除了共和党内‘一超独霸’理论家的武装，引入了全球共同目标的意识，使得本来互相竞争的国家之间有可能建立信任。”用鲍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恐怖袭击“触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设定’按纽”，使得处于紧张状态的美俄、美中关系，甚至棘手的中东问题，都有可能取得突破。鲍威尔还认为，美国不仅终于可以跨越冷战时代，同时也跳过了后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是一个没有战略重心，不确定政策目标的时期。尽管美国政府内外仍有不少人认为，鲍威尔的这种新外交思维是天真的，但是，重要的是有一个人与鲍威尔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也用充满希望的语气谈论新出现的机遇。这个人就是总统布什。“9·11”事件后，布什仍准时前往上海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与江泽民主席的会晤中确定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标志着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走上正轨。

新政府上台之初，强硬派官员在是否继续美朝接触、签署京都议定书和减少美国在巴尔干的维和部队等问题上公开否定国务卿鲍威尔的讲话，让他碰了几个软钉子。但是，布什总统后来放弃了竞选时期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承诺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放弃使用“战略竞争关系”来界定美中关系等等，都是采纳了鲍威尔的意见。

在布什的班子里，有一批官员是在里根总统任内做过官的新保守派人士。这些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比较灰暗，他们对可能束缚美国手脚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国家间的联盟都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对进行人道干预不感兴趣。但他们对于捍卫像以色列这样的伙伴以及像台湾这样的小喽罗却十分执着。这批人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人，以及被他们招为五角大楼幕宾的一批专家学者。沃尔福威茨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他之所以被选中担任这个职位就是为了要“看住”鲍威尔。

在他们下面一个层次上，与制订对华政策有关的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中有发明“遏制加接触”政策的，有专门为台湾做游说工作的，也有直言不讳“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人。这些人把中国看作美国未来的主要对手，认为国务院的人太温和，太注重维持现状。他们在布什上任之初，对总统的影响较大。

布什政府中另一批官员以鲍威尔为代表，属于曾在老布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传统外交政策派。这一派官员重视国际结盟、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在向国外推广美国价值观时不那么咄咄逼人。用一名助理的话来说，他们在作出判断时完全从现实政治着眼，毫不含糊，但在阐明立场时则语气较为委婉。据说，国务院最高层官员大都属于这一派。在国会、白宫以及政府外都有他们的支持者，其中包括自尼克松以来历届共和党总统，以及他们的国家安全顾问，尤其是“41号”——华盛顿政治圈以这个代号称呼美国第41位总统老布什，以区别于小布什。

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七把交椅，包括总统和副总统各一把。鲍威尔坐过其中的三把。他已是四位美国总统的近臣，参与过越战以来美国介入过的所有重要战争。他并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他的对手批评他处事过于谨慎，往往坐失良机。他反问道，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好几位美国总统都要用他？布什总统在外交政策上对他已越来越倚重，在对华政策上也基本采纳他的见解。强硬派对布什总统的影响有所缩小。

鲍威尔最近表示，布什政府2001年的三大外交成就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得到发展；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去年下半年获得改善；消除了欧洲对美国新政府的疑虑。鲍威尔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去年年底时已处于良好状态。虽然两国在去年4月发生了撞机事件，但有些事情两国必须合作才能取得成功。中国在设法缓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扮演了“负责任的角色”，“不偏袒其中一方”。

“9·11”事件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有重要影响，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美关系不会因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点而一通百通，突飞猛进。用兰普顿的话来说，两国关系中一些潜在的磨擦因素依然存在，“9·11”之后的中美关系只比9月10日稍好一些而已。”

在反恐怖方面，虽然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但美国对中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态度始终暧昧。美国政府对一名本国青年参加塔利班武装的事看得那么严重，就差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以死刑伺候了。但对一些中国分裂分子参加塔利班武装和“基地”组织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谴责和唾弃，对中国的关切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反映出它仍把对中国的遏制置于反恐之上，这必将影响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的深入，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发布布什访华的新闻时，白宫发言人弗莱舍说，布什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打击恐怖主义、经济复苏、导弹防御系统、武器扩散、人权、宗教自由与贸易等议题。但没有提台湾问题，而台湾问题恰恰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人们注意到，布什政府已多次表明不再承诺克林顿总统在上海访问时正式宣布过的“三不”政策，这使原本清晰的“一个中国”政策变得模糊和空洞，而美国历届政府在武力保台问题上一直维持的“战略模糊政策”却因布什总统一番“不惜一切代价”的讲话而变得清晰起来。这种微妙的政策变化势必给台湾当局传达错误的信号。台湾领导人不但在小步快跑地推进“离开中国”，大搞“台独”，甚至已经喊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盲人骑瞎马的冒险行径可能把台湾推入深渊。美国目前在台湾海峡的政策目标仍是维持“不统、不独、不战”的所谓现状。其深层原因是把中国看作潜在对手，不希望中国早日统一，不希望中国迅速崛起。这种战略思维不变，中美关系就不可能顺畅。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至今已经整整30年了。尽管两国关系始终曲曲折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当我们又站在下一个30年的起点上时，有理由期待两国领导人在这次历史性会晤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中美关系的发展目标，为新阶段的两国关系谋好开篇。

（本报华盛顿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