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开来，影响及于历史研究，并逐渐成为主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我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必须承认，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出现过偏差。这需要认真对待。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恩格斯在两篇文章中对此曾做过具体阐述：一篇是《卡尔·马克思》，一篇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在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没有具体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但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说：“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在该书的《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他还说，不仅在英语中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词，而且在其他许多语言中也都用它来表达这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在上述的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还做了很好的概括，它与后来苏联出现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不同，也与我国学者后来的曲解有异。
唯物史观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到挑战。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学人认为唯物史观过时了，应当“回到乾嘉去”。其实，对于唯物史观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是可以开展学术论讨的。如果唯物史观“不时兴”了，当然就会有别的史观来取代，如文化史观就曾颇为流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评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曾国藩的湘军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儒学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斗争。前者能够战胜后者，表明儒学文化的胜利，因为“有本者昌，无本者竭”，有了儒学文化这个“本”，就可无往而不胜。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们提倡外来的基督教文化，失去了儒学文化这个“本”。照此说来，一场深刻的农民反对地主及其政权的斗争就变成了“文化斗争”，而湘军的胜利和太平天国的失败也是中国儒学文化和西方基督文化斗争的结果。孔夫子打败了耶稣基督。这真是天大的历史玩笑。
湘军的胜利、太平军的失败当然不是儒学文化战胜基督文化。如果儒学文化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有本者昌”，依靠它就能战胜所谓太平天国，那么同样是儒学文化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为什么却打不赢地道的基督教文化的英法联军？儒学是清政府的官方统治思想，可谓“有本”，然而在基督教文化的英法联军面前却“昌”不起来，而是“竭”了下去，咸丰皇帝只得仓皇移庙，携带后妃、臣属狼狈逃往热河。其实早在20年前的鸦片战争时，儒学的清政府在基督教文化的英国侵略军面前就败下阵来了。这样看来，把文化作为历史解释的中心的文化史观，并不能正确地指导历史研究，也并不能取代唯物史观。
20世纪20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开来，影响及于历史研究，并逐渐成为主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我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必须承认，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出现过偏差。这需要认真对待。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恩格斯在两篇文章中对此曾做过具体阐述：一篇是《卡尔·马克思》，一篇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在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没有具体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但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说：“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在该书的《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他还说，不仅在英语中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词，而且在其他许多语言中也都用它来表达这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在上述的两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唯物史观还做了很好的概括，它与后来苏联出现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不同，也与我国学者后来的曲解有异。
唯物史观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到挑战。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学人认为唯物史观过时了，应当“回到乾嘉去”。其实，对于唯物史观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是可以开展学术论讨的。如果唯物史观“不时兴”了，当然就会有别的史观来取代，如文化史观就曾颇为流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评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曾国藩的湘军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儒学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斗争。前者能够战胜后者，表明儒学文化的胜利，因为“有本者昌，无本者竭”，有了儒学文化这个“本”，就可无往而不胜。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们提倡外来的基督教文化，失去了儒学文化这个“本”。照此说来，一场深刻的农民反对地主及其政权的斗争就变成了“文化斗争”，而湘军的胜利和太平天国的失败也是中国儒学文化和西方基督文化斗争的结果。孔夫子打败了耶稣基督。这真是天大的历史玩笑。
湘军的胜利、太平军的失败当然不是儒学文化战胜基督文化。如果儒学文化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有本者昌”，依靠它就能战胜所谓太平天国，那么同样是儒学文化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为什么却打不赢地道的基督教文化的英法联军？儒学是清政府的官方统治思想，可谓“有本”，然而在基督教文化的英法联军面前却“昌”不起来，而是“竭”了下去，咸丰皇帝只得仓皇移庙，携带后妃、臣属狼狈逃往热河。其实早在20年前的鸦片战争时，儒学的清政府在基督教文化的英国侵略军面前就败下阵来了。这样看来，把文化作为历史解释的中心的文化史观，并不能正确地指导历史研究，也并不能取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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