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天以前，钟敬文的长子钟少华在北京打电话给我。说本月的16日将在人民大会堂为他父亲举行百岁诞辰的聚会。我告诉他，我很想去，但那天我正在外地，不能参加。我还问了他一句，钟老能不能参加这个会，他说，不行。可是今天（2002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报道钟敬文先生在10日凌晨0时1分在北京去世，真完全没有想到。
看到《光明日报》记者肖海鹰的一篇通讯，知道钟敬文教授去世的前两天，还把他的一个学生叫到医院，询问他主持编纂的《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的出版情况，并再三叮嘱书价不要定高了，要让学生买得起。通讯还告诉我们：去世前一天钟老在沉睡前还在喃喃自语：“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刚才同钟少华通电话，他告诉我这一句话就是他父亲一生最后的一句话。这就是钟敬文先生！
我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同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黄秋耘，写过一篇题为《我所认识的钟敬文老师》的文章。文章里写到，1943年因广州沦陷，钟敬文随中山大学迁到粤北坪石，黄此时也受我地下党派遣到驻坪石的军事情报机构工作，他们两位得以相识，并能够促膝谈心甚至撙酒论文，成为忘年交。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广州再度相聚，不久两人在广州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先后撤退到香港。那时黄秋耘在党的文委工作，文委书记邵荃麟对钟老评价很高。黄秋耘第一本散文集《浮沉》也是因钟老的作序和推荐得以问世的。黄讲到钟敬文的时候总充满着激情。黄秋耘在2001年6月去世了。这个坏消息钟老身边的人一直不敢告知，钟老至死还不知道。钟老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我和敬文的相识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北京，具体的时间记不太清楚了。我对民俗学的注意是从我去长春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道具陈列室之后开始的。那次参观回来之后，我写过一篇《道具仓库和民俗学博物馆》，写作的时间是1979年2月，收在1984年出版的《思考与实践》一书中。最近出版了我的一本《于光远短论集》，其中的第一卷也收入这篇文章。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负责全国的长期科学规划问题。我们把民俗学确定为社会科学20多个基本学科之一，并且召开过全国民俗学长远规划的会议，我是钟老所倡导的民俗学的积极的拥护者。我有一个说法，民俗学是考古学的妹妹，研究当代历史需要的“物证”，不需要地下发掘，妹妹比姐姐更吃得开。
我和钟老虽然并不经常来往，但也时有接触。比如1996年我把我新出版的两本著作赠送给他，其中一本是我的《碎思录》。不久就收到他的来信，在来信的开头称“光远同志”，不过他又用笔划掉了“同志”两字，改成了“老哥”，信很短，“光远老哥：两本大作收到非常感谢。特别是《碎思录》一宝书，印刷之精，对一个八十老人来讲，真是难得、难得，唯我无物相赠则甚为抱歉。五十元定价太便宜了。像这样的印刷印章，对一个老年老朋友来说，确很宝贵，难得、难得（“五千元”也不贵）珍品也！感谢！感谢！敬礼。弟钟敬文1996.2.5”，这封信我一直保存至现在。
我有两件和他有关的事情想在此提一下。
一件事情是，去年9月下旬我得到通知，钟教授的老朋友季羡林、启功、张岱年、侯仁之、林庚、林林等共同发起“贺钟敬文百岁华诞”的寿庆，9月29日在北京大学勺园举行。那天任继愈、李锐、李普、周巍峙、黄苗子、丁聪、邵燕祥、牧惠、郭预衡等老少三代知识分子一百多人参加了聚会，我也去了。
这个会是童蒙时代便认识钟敬文、现年已85岁的郁风女士主持的。她说：我们这么难得，在这样一个金色的秋天来庆祝钟老的百岁华诞。他是那么博学，又是那么朴素，既是一位热情的诗人，又是一位执著的学者。他身居高等学府，但心系下层百姓，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的先河。前些天，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生，我觉得他跟60年前的样子差不多，只是头发白了点，身体弱了点。他是我们最忠诚、亲切的朋友。
张岱年、季羡林、周巍峙、黄宗江几位在会上发了言。
钟先生的老朋友，广东老乡黄苗子先生那天早晨六时起床，赶写了一幅红色寿幛：“国瑞文宗”。
代表晚辈发言的是寿庆的主要操办者，章乃器先生的儿子章立凡先生。钟老的女儿钟宜，代父亲宣读了对朋友们的答谢词：“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古人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对于大家为我开这样一个庄严集会，既感谢又惭愧。……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多多少少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大家所需要的，以及我自己所应该做的，还大有距离。但是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也就只能做到那样的程度了。……进入21世纪，我们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在今天这个会上，提倡一下绿色文明也是我的心愿，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赞同。”钟先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纷纷在绿色文明倡议书上签名。
寿庆接近尾声，大家却意犹未尽。我坐在轮椅上发言，我说：“我是以钟敬文先生的仰慕者和‘于光远个人网站主人’的身份讲话。我想把今天的盛况，在我的网里发表出来。人生70古来稀，如今百岁不稀奇，按公岁来说，我现在43岁，而钟老也只有50岁，都很年轻。我们都还可以继续干许多年。我想跟他比赛，向他挑战。民俗学不能比，文学不能比，我只想跟他比一比现代化。我想跟他比赛比赛，我们都抓紧时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小时可以工作。”
最后主持人郁风女士代表大家说：我们大家都来接受于先生的这个挑战，使我们不仅活得年轻、活得有意义，而且活得幸福！会上我就请方小宁写通讯，在我网上发表。她耳朵好，笔头快。
另一件事是2001年的11月22日，我去北师大出席民俗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的开幕式。那时已过99岁生日的钟老没有出席开幕式，可是他为这个研讨会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长文。文章中就“当前中国民俗学工作侧重点问题”、“对待外来民俗学学说理论的态度问题”、“民俗学学者的知识修养问题”、“对民俗学功用的看法”这样几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他作了这么一个结束语：“1.如上所述：民俗学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偏颇的看法、无用的看法，不是正确的认识；2.要评价一种学问的作用，必须对那种学问进行比较周密的考察，乃至认真研究，方能得出可依赖的结论。”
我在这个开幕式上讲，这些年我提倡发展一门“重要性学”。我说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非常需要了解各项事业、各门学问、各个文化领域……的重要性。我们不要求他们成为这各方面的专家，但是希望他们成为各方面的“重要性的专家”在党和政府里负责全面工作的人、报刊辞书总编辑、图书馆馆长、新闻记者都应该学学这个课程。我希望在这个课程里不要漏了讲民俗学的重要性。
钟敬文先生是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特别是中国民俗学之父。他和我们永别了，研究民俗学、推广民俗学的重任就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认为像我这样得到过钟敬文老师帮助的、懂得些民俗学重要性的人，也应该有责任尽一点小小的责任，使得更多的人明白民俗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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